人均GDP过万,就“发达”了吗?
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说，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可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1.2至1.3万美元。此前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接近世界银行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关话题引来舆论关注乃至“拍砖”。那么，如何界定高收入国家?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跃进中存在哪些障碍，应当如何克服?
低中高收入怎么划分
2013年，世界银行作出了低中高收入经济体分类的调整。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4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1045美元至4125美元属于中下等收入经济体;4126美元至12746美元为中上等收入经济体; 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是12746美元以上。
在全球214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的有75个，涉及人口13亿;中上等收入的55个，涉及人口24亿;中下等收入的48个，涉及人口25亿;其他36个低收入的，涉及人口8.5亿。
按照世行的划分，中国1996年以前属于低收入国家，1997年跨入中下等收入行列。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 《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
新世纪之初，有关方面曾提出2020年小康社会的三个量化指标：一是富民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 二是城镇化目标，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镇化率超过50%;三是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到2020年降到30%左右。
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上述目标：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3.9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6.19%，农业就业比重降至29.5%。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省份包括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福建、山东。下一轮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的，将有重庆、湖北、陕西等中西部省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当前中国仍具有足够的发展潜力、巨大的发展空间、极大的发展能力。接下来四五年，在“五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联网+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推动下，中国将正式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不意味着就成为发达国家。”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石磊介绍，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不止一种。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外，还要考虑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多项指标。目前，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只有42个，这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数目。
此外，一些发达经济体还可能重新降为发展中经济体。例如，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相当于美国的67%，但2015年这一比重跌至30%;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为美国的43%，但现在仅有28%。
根据国际经验，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如果结构转换不成功，经济增长将长期徘徊不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曾经指出，一旦陷入这种境遇，既无法在经济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将长期徘徊不前。
当然，进入高收入阶段，也不意味着到了发展的终极阶段。专家指出，在现有的7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多数人口不到千万，不少依靠资源产业或特殊的避税政策为支撑，整体技术水平和产业实力还不高。这包括，开曼群岛、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百慕大群岛乃至沙特、阿联酋等。
同时，高收入经济体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10.5万美元，最低的仅有1.2万美元，中位值为2.9万美元。还有一些“老牌”高收入经济体，如希腊等，在经济、社会、生态及贫富差距等方面正面临不少问题。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按照这个比例，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石磊认为，中国要成功走向高收入国家，有两个因素非常关键：一是未来经济增速能否维持在6.5%左右的水平; 二是能否进一步缩小地域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
两个70%和两个60%
跨入高收入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也要警惕背后隐含的“唯GDP论”，以及国家“高收入”和民众“高收入”不匹配的情况。
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国家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其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实现了整体转型。一是需求结构转型成功，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很高;二是产业转型成功，服务业比重高，制造业实现高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三是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中产人群已经形成，城市化得到及时推进;四是政治结构转型符合国情，与社会结构变动同步，转换成本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动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曾对主要高收入国家进行考察。他发现，相关国家大多具备“两个70%”和“两个60%”。即在需求结构中，消费率在70%以上;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60%以上;在社会结构中，城市化率在70%以上，中产人群达到60%以上。
中国要想具备同样的指标条件，需要实行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权力运行结构等全方位转型。“向创新型国家转变，是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石磊认为，中国既应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更要创造先发优势。
“互联网+经济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石磊建议，要大幅度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争取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从57%提高至85%，用户数从7.8亿人提高至11.9亿人。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先发优势，改造和提升传统的产业并扩大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