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为何拒售《谁在收藏中国》
2015年3月，美国人卡尔·梅耶和谢林·布里萨克完成的一本《谁在收藏中国》在英文世界出版发行。2016年9月，该书中文版在中国问世。据称，此书是在英文世界第一次涉及中国海外文物流失和归还问题。
作者谢林·布里萨克在接受中国方面采访时表示，该书出版后，每个美国博物馆的策展人都收到了一本书，但大都会博物馆拒绝在书店出售这本书——因为书中涉及了他们的镇馆之宝《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出处。
那么，这件《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大都会博物馆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208.3 cm × 393.7 cm
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陈列于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通常被并称《帝后礼佛图》。这两件文物，均出自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3公里处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北魏石刻造像，浮雕中的人物和真人一样大小，不但相貌逼真，就连服饰、仪式现场都真实再现了当年皇帝、皇后礼佛的场景。
在《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中，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和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浮雕中尽显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场面华丽，个个宽袍大袖，衣袂飘飘，舒展流畅，疏密有致，体现了皇室的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北魏孝文帝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帝后礼佛图》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本身文物价值之外，其被盗卖过程更是令人扼腕。
盗宝者间的合同
《帝后礼佛图》是在20世纪在30年代被美国人普爱伦勾结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奸商盗凿而去的。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一些西方人借机与中国古玩奸商相勾结，盗掘、盗卖文物，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近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普爱伦就是那时来到中国的。
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1930年，他从龙门石窟拍摄大量的照片之后，来到北京物色帮他盗凿《帝后礼佛图》的人选。
当时北京琉璃厂最大的古玩铺是由岳彬开的“彬记”。普爱伦指名要岳彬负责“抓货”，他出资收购。经过讨价还价，普爱伦和岳彬达成协议，议定价洋一万四千元。
双方订立的合同内容如下：
立合同人：普艾伦、彬记
今普君买到彬记石头平纹人围屏像拾玖件，议定价洋一万四千元。该约定立之日为第一期，普君当即由彬记取走平像人头六件，作价洋四千元，该款彬记刻已收到。至第二期，彬记应再交普君十三件之头。如彬记能可一次交齐，普君则再付彬记价款六千，如是，人头分二次交齐，而该六千价款，亦分二期付交，每次三千。至与(于)全部平像身子，如彬记能一次交齐，而普君再付彬记价款四千。如是，该身仍分二次交齐，而此四千价款，亦分二期，每期二千。以上之货，统一洋价一万四千。至与(于)日后下存应交之货何年运下及长短时间，不能轨(规)定。倘该山日后发生意外，即特种情形不能起运，则该合同即行作废，不再有效。此乃双方同意，各无反悔，空口无凭，立此合同为证。
此合同以五年为限，由廿三年十月廿一日止。在此五年内，如不能将货运齐，该约到期自行作废。
普艾伦(签字)
立合同人
彬 记(盖章)
民国廿三年国历十月一日立
合同 各持一纸
从合同可以看出，《帝后礼佛图》的盗凿，并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分次进行。即便是在当时国破家亡的恶劣环境下，这种盗凿祖先遗留的佛教艺术瑰宝的行径，也还是要进行秘密策划，小心从事。
严密策划的盗宝过程
按照合同要求，岳彬来到洛阳，找到当时洛阳东关的古玩商马龙图，然后由马龙图出面，勾结偃师杨沟村伪保长王梦林，共同策划盗凿礼佛图的方案。
他们指使该村土匪王毛、王魁、王东立等人，用枪逼迫同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三人从事现场盗凿。
面对《帝后礼佛图》这样高2米，宽4米的大型浮雕，如果想将整体凿下而又不破坏画面，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岳彬决定，将浮雕分块凿下，待运到北京后，再进行整体拼接还原。
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石工们大多在晚上夜深人静时进行盗凿。这时，石窟外围主要通道都有土匪放哨，石匠们凭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灯光，对着事先拿到的照片进行敲凿。如果有土匪发出信号，工匠们则慌忙扔下手中的工具，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在逃散的瞬间，手中的碎片也会随之扔到洞窟前的伊水河中，致使文物出现不可挽回的永久缺失。
1965年11月，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王辉、王世襄与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的温玉成等组成调查组，对参与盗凿《帝后礼佛图》的当事人进行了调查。
文管所副所长马玉清，将直接参与盗凿龙门石窟的洛阳偃师县杨沟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三人，约到文管所会议室，以座谈方式了解当时的情况，并直接到现场寻找盗凿的痕迹。
石工王光喜回忆说：“常去的有我们三人，主要是凿宾阳中洞北边下面的身子(指《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当时有照片，打一回看一回照片，按打得多少付给钱。照片在马龙图那里存放着，主要靠王魁两下接头，打下的碎块由王魁转交马龙图。我也进城往东关送过一次，下边搁佛像，上边放一些石灰，说是进城送石灰的。很不好打，打得直冒火，那石头是火硝石，光宾阳洞就打了二、三年。”
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出，当时盗凿《帝后礼佛图》，有着周密的行动计划和操作程序。从对着照片进行敲凿的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先在照片上就划分出分割的区域，按照所画的分割线进行打凿，首先将头部凿下，然后根据划分区域进行敲凿。运送打下的浮雕残片，也是经过伪装而不致让人起疑，整个过程较为隐蔽。
被盗凿下来的《帝后礼佛图》碎片，运到北京之后，岳彬找来工匠，对着照片进行复原。由于碎片很不完整，整体复原显然已不可能。工匠们花费了很大功夫，才将《皇帝礼佛图》的局部复原出来。
《文昭皇后礼佛图》复原还没有开始进行，就已经到了岳彬与普艾伦签订合同交付浮雕造像的日期。此时，普艾伦专程来到北京，看到的是残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无奈之下，普艾伦也只能如数付钱给岳彬，并于1935年带着《帝后礼佛图》的残缺碎片回到美国。
切凿留下伤痕累累，其间细节将无法复原
永难拼合的复原
普艾伦带走的并不是所有碎片。
根据《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七期资料显示，北京解放初期，古玩商岳彬家中查抄出一部分碎片，对照早期未盗凿前拍摄的《帝后礼佛图》照片，经过专家的精心比对，拼接出的轮廓还可以辨别出大致是出自《文昭皇后礼佛图》的部分碎片，有可能是延伸到南壁9个侍女的形象。这一部分残片之后被运回到龙门。
据此可知，现陈列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为什么会出现不完整的拼接形状。
普艾伦将《帝后礼佛图》残片运回美国后，又是怎样拼接成现在的展品，重新陈列于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的呢?
1935年，普艾伦将《帝后礼佛图》残片运回美国后，立即找来许多专家学者，希望将两幅礼佛图重新拼接完整，但始终未能如愿。
无奈之下，普艾伦将已拼接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卖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正是目前陈列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组合体。
而《文昭皇后礼佛图》的重新复原，则更不同寻常。由于无法将《皇后礼佛图》复原，普艾伦只得将礼佛图碎片，全部拿到文物市场上分片出售。
此时的北京，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被盗凿，并被运往美国进行销售的消息已四处传开。当时正在北京的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希克曼，听到消息后，立即返回美国，并随即在美国各大文物市场收集剩余的礼佛图残片。
希克曼前后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最终也没有将全部碎片完整收集，仅收回约三分之二。在此情况下，希克曼开始进行复原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希克曼于1931年曾在龙门石窟宾阳洞做过礼佛图的拓片，这给复原工作带来了转机。纳尔逊博物馆还特地请来有经验的雕刻家，与希克曼一起进行《文昭皇后礼佛图》的复原工作。
为了较为准确地恢复原貌，他们将礼佛图碎片放在一个与拓片大小一致的沙盘上，松软的沙面可以将碎片摆平，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比对着照片，平稳地排列拼凑。不过，由于一部分关键的碎片无法找到，致使拼接复原的工作很难继续进行。
此时，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听到纳尔逊博物馆正在进行《文昭皇后礼佛图》的复原工作，便将他们之前收集的礼佛图残片，送给了纳尔逊博物馆。
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二年多的努力，纳尔逊博物馆最终完成了《文昭皇后礼佛图》三分之二的复原，图中主要人物形象基本回复原貌。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以拼接主要形象并复制次要部位的方式，完整展现在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不过，复原终归只是复原，被破坏的细节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