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业对财政贡献超8% 专卖局称控烟就是卖国
譬如，2010年7月，北京卷烟厂与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共同举办了一项长跑助学活动。这与《控烟公约》的精神相悖，吴宜群于是不断写信反对，并准备进行公益诉讼，而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
“这项活动最后遭到了处罚，因为主办方竖了几块大牌子，上面出现了烟企的名字，这被工商部门认定为未经批准投放烟草广告。但罚谁呢？最终竟罚了那个制作广告的公司。”
最让吴宜群无奈的是，有记者就此事追问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其答复称，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拒绝这样的爱心。
“在他们眼里，《控烟公约》被直接无视了。”回忆起这场“胜利”，吴宜群没有丝毫兴奋，甚至有些苦涩。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如何才能抵制烟企的干扰？
许桂华的意见或许代表了不少控烟人的想法：尽快调整中国的控烟履约机制；尽快实行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的政企分离；尽快出台符合《控烟公约》要求的国家烟草控制规划。
2006年1月，《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而6年后，国家层面的控烟规划仍未出台，今年两会，面对质疑，工信部部长苗圩承认“控烟不力”，并坦言“规划仍在制定之中”。
而据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披露，致使规划“搁浅”的关键之一在于，卫生部坚决要求写入“警示图形上烟包”这一条，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队人马两块牌子”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执意不肯。
事实上，按照规定，《控烟公约》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的包装上都应有“宜占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但不应少于30%”，并且“轮换使用”，同时能够“准确说明使用烟草后的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最好有警示图片。
然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200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课题组编写了《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这成为烟企应对控烟的策略总汇。
如此的博弈反复上演，比如烟草广告。根据《控烟公约》，履约5年后的中国应杜绝所有烟草广告。“这几年，每年两会都有超过30人签名的提案，要求尽快修订广告法第18条，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卫生部和工商管理总局亦表示支持，但到了烟草专卖总局却被挡了回来。他们说，目前的广告法已足够完善，不需要修订。”吴宜群回忆称。
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为工信部，而“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也是工信部，成员包括卫生部等8个部委。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而为一。
这一怪象可以从姜成康的三个身份上窥见，目前，他既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又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还是工信部党组成员。
“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承担烟草控制的职能，这是我国控烟最大的障碍之一。当务之急是改换控烟履约机制，把国家烟草专卖局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此外，烟草业的政企分离也很迫切，尤其在控烟的问题上。”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此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烟企给政府释放的信息具有误导性，似乎这些控烟措施一上，吸烟率马上就会下来百分之几十，政府的税收便将大幅滑坡。其实不然，即便落实目前所有的控烟策略，中国吸烟率的降速也会非常缓慢。因为，第一，在中国，吸烟仍是合法行为；第二，烟草是成瘾性产品，我们目前的自主戒烟率只有3%，故而，只有经历较长期限之后，人群对烟草的需求才会逐渐减少。”
在吴宜群看来，这段过渡期正好为烟草业实现产业转型提供了时间，“履约6年半来，没有控烟计划，也没有转产规划，这才让人忧心。”
而顶层设计的缺失，或许是控烟界最大的担心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建议：“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一样关注控烟，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能研究控烟工作。”
“控烟考虑的不仅是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利益，同时也包括烟农和烟草从业人员的利益。烟草业转产是控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烟农转而种植其他更具经济收益的农作物，让烟草从业人员转而从事其他更具前景的行业，这才是为他们的长远利益考虑的规划。”许桂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