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遭遇结构性拐点：制造业利用率只及服务业一半
编者按：曾几何时，引资和创汇对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今，在新常态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外资在华遭遇结构性“拐点”，也面临新一轮“中国机遇”，而中国要在世界产业链上谋取更高位置，需要更先进技术和理念。在此背景下，需要对外资加速重构：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成本导向迈向研发导向，从“引财”转向“引智”+“引技”。《经济参考报》从即日起推出“外资变局” 系列报道(上中下3篇)，以飨读者。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外资在华正在遭遇“结构性拐点”，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制造业利用外资只及服务业一半。《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发现，制造业在中国外资总量占比下降，但高端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传统产业投资大幅下降，但新型服务业态吸引外资涌入;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大量转移，但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大幅增加。“三降三升”现象不仅折射出新一轮“中国机遇”，也为未来中国引资提供了新思路。
拐点一：由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
诺基亚相继关闭其在广东东莞、北京和江苏苏州的工厂;松下、大金等日资制造业企业将中国部分产能回迁日本;耐克、富士康等制造业外企在东南亚或印度开设新厂……
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外资也在回流。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制造业在中国利用外资中比重不断下降。去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95.4亿美元，已下降到只有服务业的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传统制造业外资流入基本为“零”。
在制造业外资总体规模下降的同时，高端制造业占比呈上升态势。据统计，去年，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9.5%，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升至23.8%。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玛瑞斯公司，于2014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产业转型、创新创业推动了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这也给3D打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广阔的市场。”该公司总经理琴恩说。
玛瑞斯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向医学及工业领域提供3D打印软件解决方案。目前，已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合作伙伴达数十家。
拐点二：由传统制造业转向新型服务业
过去中国吸引外资更多集中于制造业，外资企业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服务业吸引外资迅速增加，并后来居上成为引资主力。
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7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1%。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省商务厅巡视员赵进说，江苏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正从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转型，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很快。在新常态下，江苏外资要进一步转型升级，加速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今年江苏将适时召开服务业利用外资推进大会，争取推出更多服务业开放政策。
服务业外资结构也发生很大改变，新型业态引资势头很猛。
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洪本祝说，厦门服务业合同外资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务服务业等，同比均超过7倍;另外也有一些新的行业，如运动、金融、养老、医疗等在外资中占比越来越大。下降较明显的是房地产业，全年厦门市房地产业合同利用外资仅2351万美元，同比下降97.4%。
去年11月，台湾诚品书店在大陆第一家店在苏州金鸡湖畔开业。这个面积达5.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有书店、文具店、咖啡馆、餐饮、展览馆等。该店与全球2000多家出版社合作，带动5万多种书籍跨海交流。
“对于中国内地的阅读与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深具信心。”诚品总经理李介修说。
拐点三：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总部型
除了行业性的调整和变化外，结构性变化也在外资企业内部发生。一些外资企业将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进行转移，而在中国增设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
外企将企业总部、地区总部移到中国的趋势很明显。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535家，“总部经济”已成为上海名片。
传统行业的研发中心也加速向中国转移。据统计，目前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研发辐射范围由早期的主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拓展到面向亚洲乃至全球，一些研发中心呈现向研发总部升级的趋势。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江说，园区内一家著名韩国电子企业连续2年销售收入以每年40%削减，但利润却以每年约10%增加。“这家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利润薄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把研发中心、超薄和触控等高端新产品放在园区。”
“从长期发展看，企业向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搬迁是个发展规律。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在东莞的运营效率。”已在东莞耕耘20多年的利威鞋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查克·吉里思说。
利威的母公司美国布朗鞋业拥有百年制鞋历史，是全球最大的鞋业贸易公司之一。近年来，东莞在其全球布局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现在则成为布朗鞋业在全球最重要的设计研发中心。
“我们几年前关闭了台湾办公室，意大利设计部只剩20多人，东莞公司则不断扩容，现在的600多员工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吉里思还是坦言，过去几十年，企业从美国迁到台湾再到中国内地，内地现在成本也越来越高，不排除以后会外迁到东南亚。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等专家认为，当前，可以深入研究外资转型升级路径，积极把握外资发展趋势，通过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深度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