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中国有1亿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
克林顿：因为我是一个小城镇长大的，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出生了，那时候如果你要用很长的名字，别人会觉得你很傲慢，如果你用很长的名字别人不愿意跟你说话了，所以我们把名字尽可能简短，用第一个名字会很简短，这样给我们一些粗犷之气，使得我们能够彼此相待，这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相待。
王波明：我叫你比尔，不叫你威廉了。
克林顿：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多数人在我政治生涯都叫比尔，你作为政治家别人还会给你起外号。
王波明：我们准备了这一节互动的环节，我们现在《财经》也有非常好的数字平台，像微博等等。昨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的微博平台，现在看到有千万的用户已经登录到了我们的平台，而且问了几千个问题，当然这几千个问题你是无法都回答的。
克林顿：我如果回答4000个问题大家都要睡着了。
王波明：这些问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甚至来自于偏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来自成都市在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你也听说过川菜是非常有名的。他问您一个问题，他想知道，我知道您是美国最聪明的总统，我还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在电视上提出增加预算，你在广告词里说要增加预算。因此这位网友问您了一个问题，美国政府赤字的问题。
克林顿：如果你要把赤字变成一个正数字，中国人不用担心债务违约的问题了。你们中国购买了我们2.5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样使得我们减税有了机会，在好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应该把预算跟债务进行平衡。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全世界如果你想长期预算平衡，而且你想经济强劲需要有三点。
第一，你的政府目标有哪些，政府目标要清晰，取得清晰的目标以后必须要对支出进行控制，因为你有很多的支出。你还要有足够的数字保证经济是增长的，对于大一点的国家，老一点的国家，你要保证1%到2%GDP的增长，才能够使你的预算平衡，3%当然更好。如果遇到了危机，比如金融危机，你的预算想平衡就很困难，而且在危机中情形会变的更糟，因为我们知道利率已经比通货膨胀低了。如果利率比通胀更低，你要减少支出，你的收入从哪儿来？你需要私营部门投资产生就业，使得收入增加，使得经济能够上升。因此从短期来说，我觉得对于美国最好的方法是要在时间里把这些赤字取消造成一种效应，使得我们实现2%GDP的增长，这样就会让我们看到赤字下降，收入会增加。美国一直没有很大的赤字，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时候开始要在国防上投入支出，我们税收的水平非常高，如果要降低税率又会减少我们的收入，所以从1981年到1993年，我们看到这个赤字上升到4万亿，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使他下降取得更大的平衡。我们又进入另外一种经济的理论，我们要开始照料老年人，人们看到我们一开始所创生的概念和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差异。我们觉得这种挑战也会来到中国，但是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我们生长的环境看欧洲、日本、美国，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十年前生产力由于技术的驱动是上升的，收入也增加，就业也增加。当我当总统的时候我们的增长是很兴旺，通过IT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要保证这种好处让全国所获得，所得各个行业都能够从高新技术行业里获得好处。因此，IT在九十年代为我们提供了8%的就业率，为我们国家收入提供了30%，这样使美国人民能够贡献这种昌盛。我们需要改变工作结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工作越来越难，因为你现在劳动生产率增加，你不见得生产率增加了会提高更多就业机会，因此对于国会和总统他们在争论该怎么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在先进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你必须要关注高新技术，积极的创业，位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机会，尤其在美国，我们必须追求一些机会，给中年人，比如他们有六到一年失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因为他们还有15到20年工作的年龄，这样他们对子女才不会变成负担，他们也想工作，但是经济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愿意帮助美国政府减少赤字，要减少债务，如果降低不了利率你是带来不了好处，关键是你要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王波明：我知道在美国你领导了一个非常让人叹为观止的经济上升期。第二个问题要问您的是关于斯诺登的问题，中国被美国所谴责，说中国是美国网络空间的一个安全威胁。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美国成了一个安全的威胁，因为他对美国一些首脑，包括对默克尔进行监听，你怎么评论？
克林顿：我觉得中美两国应该彼此诚实的告诉对方我们到底在监听什么，这是我的答案。我是这么想的，美国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控制，现在电话、短信、邮件的量越来越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监测某些个电话号码有一些可以的迹象，有一些电话号码似乎跟恐怖主义的行为有联系的，因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他要决定什么时候监听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谁来做这个决定？决定权在谁的手里，这是关键的问题。斯诺登他觉得自己做的过分了，但是他不能够抱怨的是，我们的安全工作做的很好，因为他是个年轻人，他只是给政府工作了六个月，他知道有700人得到了政府的政治审查，我们既没有隐私也没有安全感，大家都在笑，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政府可能会被迫更加的坦诚说自己在做什么，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必须要更诚实，必须更加紧密的合作才能够保护正当、合法的隐私。同时我们应该保留能力，探测那些通信的规律，预测未来恐怖活动发布的情况。当年我们那些情况都特别间，在我二十年前当总统的时候，大家知道互联网上有多少个网站？有50个网站，我今天在这儿讲了一个小时，全世界已经建立了数百个网站，当时连手机都非常的沉，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内，各国政府必须对本国的国民更加的坦诚，告诉本国国民政治想监视的是什么，政府想保护是什么隐私，必须保证自己的国民要做到这一点。我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他分析的数据和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花更多的钱把各个信息分割开，因此他们增加了那些保护隐私的机会，即便他们能够探测沟通、通讯的规律，能够预防恐怖主义。起码因为斯诺登的事件，我们大家现在都开始思考隐私和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此做更多的。美国、中国和其他人都必须要对彼此更加坦诚，对我们自己的人民要更加坦诚，告诉他们我们到底要监视的是什么。如果你既想要安全又想要隐私，我认为你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可能再单打独斗的，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种辩论使我们大家更加坦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