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亮相博鳌：解读他与G20担忧的那些事
图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博鳌论坛参加演讲。
腾讯财经讯(闫铮)
周小川的这次亮相，讲述了他对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担忧，而这些问题，也将成为今年G20峰会的重要议题。
3月24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博鳌论坛，参与“转型中的G20：全球愿景，中国方案”这一分论坛的讨论。周小川指出，G20峰会将于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目前会议的议题可能会包括全球形势分析、各国的政策协调配合、SDR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等。
他认为，应该通过逐步的探索，提高SDR(特别提款权)的威信、提高它的使用量，帮助各国更好地管理风险，增强各国合作的有效性。
同时，通过G20峰会的讨论，各国在应对汇率市场波动和资本流动等问题时，能够协同合作。
人民币入SDR是全球需求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
周小川指出，人民币加入SDR，不是中国的计划或要求，而是全球的需求。在次贷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以后，美元开始大幅波动。所以大家试图寻找更稳定的金融格局。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非常多元化，另外中国周边的国家，在整个金融危机过程中，有贸易支付方面的困难，这一困境和所谓的储备货币或者说主流货币有关、和币值有关、和流动性也有关。亚洲周边的国家之间，出台了很多相互支持的方案，诸如货币互换、相互融资等。
“融资和货币互换的过程中，大家自然会想到，美元也不是那么稳定，干嘛非要用它呢?还是可以用更多元化的东西。”周小川指出，这些国家考虑到SDR本身是多种货币的篮子，而且是由IMF掌控，IMF一直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比较重要话题。今年，SDR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将放在G20讨论。
据周小川回忆，2011年法国主办G20峰会的时候，对SDR如何发挥作用是话题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时任法国总统的萨克奇来到南京，主办了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研讨会。2011年最终开G20峰会讨论的时候，被希腊问题冲击，希腊变成焦点。
周小川认为，当时关于SDR的议题，讨论得不太充分，今年将进一步进行讨论。也就是今年3月底，在巴黎再开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会议。国际货币体系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SDR。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可能更会逐步提高SDR的威信、提高它的使用量，对于风险的管理，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以及将来在各种报表中使用的时候，它的客观性、波动性都会比过去的体系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
金融改革将成为G20重要议题
在博鳌论坛上，周小川还介绍了G20会议的其他重要议题。
他表示，今年G20会议的准备和往年一样，首先“财经口”要讨论全球经济形势，也包括个别国家投资的情况。讨论经济形势非常必要，尽管这个讨论不一定要得出什么重要的决议，但是形势判断是其他所有对策的一个基础。
他指出，近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平稳，有时候会出现很重大的问题，甚至能够左右原来议定好的财经议题。“希腊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正好赶到2011年G20加纳峰会召开的前期，所以那个会议整个的聚焦点，转移到希腊问题。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此外，这次G20峰会还会强调结构性政策的设计和使用。
国际金融体系IFA历来是G20关注的问题。首先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动员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出现危机以后，如果需要救助，大家要筹钱，应该用什么机制、什么方式来收集这些资源，资源不光是钱，更主要的是国际金融组织以什么样的架构，能够更好地预警，出了问题能更好地解决，能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新兴市场权重的变化等等。
金融改革同样是G20长期关注的议题，主要是由金融稳定理事会来归纳，向大会做汇报。G20组建是为了应对危机，有危机就需要改革，这些年陆陆续续有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其中包括关于银行体系改革的巴塞尔iii协议。这次也会讨论金融改革，会重点强调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继续讨论处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议题。
普惠金融也是今年G20的议题之一，普惠金融强调如何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为贫困群体、为大众、为中小企业做好金融服务，为此也专门成立了工作组。
绿色金融在今年也被纳入G20地讨论范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在环境受损的情况下，金融活动要明确支持“绿色发展”的活动，使用新兴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等。
和前两届一样，G20还会讨论税收问题，因为财政政策的顺利施行，还需要动员更多的税收。“前两年有一个题目叫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这种现象使得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发生恶化，从而也会减弱财政政策的能力。”为防止这一情况，这一议题也将G20讨论。
周小川指出，每次峰会之后，一部分经济议题和改革议题，会形成大会批准或者大会同意的文件，一般会开出一个单子，这是表明G20国家经过首脑批准，要达成共识的内容。
各国将参考G20沟通结果制定政策
在G20会议达成共识后，决议地执行和各国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周小川表示，G20是应对危机的产物，1999年开始，第一次会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波及其蔓延，2008年升级为峰会，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谓应对危机，首先是商讨危机解决方案，用什么办法克服危机，用什么办法能够带动复苏。复苏以后，商讨如何保持更强劲、可持续、更加平衡地增长。这里面包括宏观政策地协调。
首先，从需求方面来看，危机一般会导致全球信心下降，总需求疲软，因此，投资和消费不景气。总需求政策方面的协调是一个重点任务，因此会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上，有些国家实行了QE(数量宽松)，而且可以从第一期，做到第二期，再到第三期。有的国家实行了QQE，就是数量和质量双宽松，甚至从最近两年开始，还有一些国家实行负利率。因此，G20财经口会讨论，在经济协调上评审数量宽松政策的效果如何，数量宽松政策退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会不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大家会讨论，负利率政策影响多大。总之会通过讨论大家关注的问题，来增强协调。
“普遍有一种声音说，货币政策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还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周小川指出，财政政策在近期可能发挥的作用会更加重要，但是各个国家财政政策的空间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会有争议，就要讨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赤字率是多少、总债务率是多少等等)，有空间更多地应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除了支出方面，也是有收入方面，能收的税还是要收上来，才有空间来实行这些政策。
周小川指出，今年G20峰会的讨论中，大家更加关注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这一提法地意思是，有一些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比较重，光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结构性的弱点进行改革。尽管时间要花得长一些，但是这些政策会真正地解决问题。
在全球金融市场 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全球也关心各国政策协调的问题，涉及汇率和资本流动。
周小川认为，首先，这一轮汇率的争议和大宗商品降价有关系，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降以后，导致一些产油国收支平衡受到很大影响，汇率率先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也随着金融市场出现风波，需要加强在汇率方面的沟通和协调，各国都不赞成采用竞争性贬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能靠过度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
跟汇率、宏观政策关联在一起是资本流动，最近一段的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太有利，这些都是需要G20协调讨论的问题。
周小川称，这种协调讨论不一定会达成一致性文件，但经过沟通以后，各国的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实际上会参考各国共同讨论的结果，使得政策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