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部分抵消
调研报告指出，在我国依然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由于降低企业成本牵涉方面众多，容易受到内外部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当前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发挥迟滞。与此同时，推进“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较大，后续改革繁重
降成本是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助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一系列降成本具体政策相继推出。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企业成本负担现状又是怎样?
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发布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实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显著。但是，报告还指出，在我国依然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减税降费效果最为明显
2016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降成本”有关工作。
“从调研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国务院降成本工作部署及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推出降成本‘组合拳’，取得了降低企业税费、融资、用能、物流、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良好成效。”调研报告指出。
本次调研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介绍，这些举措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降成本的成效得到企业的普遍认可。从线上调查数据看，对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26.4%的企业认为成效非常好，36.8%的企业认为成效好，34.8%的企业认为成效一般，2.1%的企业认为成效较差;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6.1%)和好(37.1%)的企业共计占到了63.2%，只有1.3%的企业认为成效差。其他方面的降成本措施成效，企业认可度也都很高。
“减税降费的效果最为明显。”刘尚希表示，从实地调研情况看，2016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比如，2016年山东省营改增减税规模达327亿元，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实现“零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收费负担约100亿元。福建省全面停征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收费，落实国家扩大18项行政事业收费免征范围，共计减少涉企行政事业收费约16.04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14年开始呈下降态势。”刘尚希说。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印证了中央包括降成本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进一步显现。”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说。统计显示，今年前6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6337.5亿元，同比增长2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9元，同比减少0.02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7.29元，同比减少0.35元。
“这些数据表明，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好转，降成本的效果十分明显。”万东华说。
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挑战性强的系统工程。”刘尚希表示，在我国依然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
万东华也认为，降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目前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仍然突出，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调研报告指出，由于降低企业成本牵涉方面众多，容易受到内外部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当前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发挥迟滞。与此同时，推进“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较大，后续改革繁重。
“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中介收费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空间依然很大。”调研报告指出。
比如，当前存在多头监管、监管过多、重复监管等现象，加重了下一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工作负担和运行成本。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一些银行采取大额授信权限上收总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贷政策，抽贷、断贷现象严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短贷长用”现象非常普遍，带来了不小的金融风险。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联运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货物中转装卸消耗过大、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也亟待关注与有效解决。
调研报告认为，总体看，政府降成本目前面临着高成本时代降成本的有限性，成本全面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创新能力不匹配性，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等难点。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刘尚希说。
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绝非一次性短期任务，需要统筹兼顾眼前和长远发展需要。”刘尚希强调。
良好的社会预期，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石。调研报告建议，当前各项政策要发挥预期管理功能，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政策预期的确定性。
比如，税费政策信号要清晰，保持战略定力。要充分考虑税费政策稳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给民间投资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将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
“在宏观层面，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刘尚希说。
调研报告强调，放水养鱼的政策导向应坚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不合理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能力。地方债务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规模，出于防风险的整体考虑，依靠扩大赤字、债务来进一步降税费，会扩大整体风险。因此，要进一步降税费，就必须减少支出规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规模。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也认为，应该以政府支出的减少来支撑降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节用裕民’，这就是降成本的辩证关系，如果把裕民理解为给企业降低成本，节用就是政府削减支出。”他说。
“通过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调整支出结构，也可达到减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快转移支付改革。”刘尚希说。
在融资成本方面，调研报告认为，当前各方反映企业融资成本高，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与实体企业之间的“经络”不通，金融与实体企业没有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融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风险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疏通‘经络’，才能既遏制风险，又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刘尚希说。对此，调研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组建政策性或社会资本发起参与的中长期信贷机构、积极发展区域性金融组织、推进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设等建议。
调研报告认为，降成本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