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正面临五大转变
原标题：中国金融业正面临五大转变
过去十年，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从增加值占比来看，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5.62%快速提高到2017年的7.95%。其中，最高峰值在2015年，这一比重曾高达8.40%，显著高于欧美成熟市场国家。英国和美国这一比重分别为8%和7%左右，日本和欧洲甚至低于5%。同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快速下滑，从2007年的41.33%不断下滑至2017年的33.85%。2018年，中国金融行业的经营环境正面临五大根本转折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周期性的，有些变化是根本性的，但都将深刻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格局。
变化一：从全球量化宽松到货币收紧
1、海外经济逐步复苏开启全球缩表进程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持续蔓延，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成熟经济体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借助超发货币、降低资金利率来刺激经济，维持全球经济体系的相对稳定。2008年以来美国实行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扩张至近4.5万亿美元的规模，欧盟也实施了超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开始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2015年12月美联储实施危机后首次加息，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速增长至2.6%，欧元区GDP同比增长至2.7%，世界经济回暖上行，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美国自2015年以来已累计加息4次、共计100个基点，英国自2017年11月开始加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开始从货币泛滥向货币收紧转向。
2、全球缩表环境下中国货币供应边际收紧
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2017年5月，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终于结束了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水平，标志着货币政策已经转向。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不再提及经济总量的说法，标志着“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2017年12月，M2同比增速已降到8.2%。伴随货币的边际收紧和全球进入加息周期，利率上行已成为必然。根据申万宏源宏观研究团队的观点，以OMO、SLF等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10年期国债利率为代表，我国早就进入了加息周期。2018年央行将实施名义稳健中性、实际偏紧的货币政策，预计2018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核心波动区间在3.8%-4%，高点可能到4.1%-4.4%之间。
3、货币政策转向要求金融机构加快资产负债表转型
商业银行将加快从负债驱动模式向资产驱动模式转变。在负债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产运用能力成为主要约束条件。随着商业银行可配置和投资的资产类别日益丰富，提升全资产经营、主动管理能力已成为商业银行转型的主要方向。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市场利率上升的过程中，同业负债成本会很快上升但同业资产价格调整却会明显滞后;同时，表内资金来源成本在上升的过程中，贷款企业接受利率调整会相对滞后，特别是部分大型企业客户取消债券市场发行后转向银行贷款，也一定程度阻碍贷款利率的上升，如何优化资产端的配置和结构成为转型的关键。
证券公司将重点提升资本补充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成为核心竞争力。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在传统佣金收入占比持续下滑的趋势下，资本性的业务收入占比在2017年已达到38.83%，比2016年高了近10个百分点，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已从原来轻资本模式向重资本模式转变。相对而言，净资本规模较大、评级较高的大型证券公司将在融资成本方面有相对优势，而杠杆率相对较高的证券公司在利率上行过程中会因融资成本上升而收窄盈利空间。除此之外，如何提升资本运用能力，从集中于信用业务向交易、直接投资等多样化资本中介型业务配置转型也是探索的方向。
保险公司回归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双轮驱动的盈利模式。理论上讲，一般在加息周期过程中不利于保费增长，因为收益率提高的各类理财产品会对保险产品有一定替代作用。相对在资产端，由于保险公司资产配置主要是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会在利率上升过程中获益。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149206.21亿元，较年初增长11.42%。其中，固定收益类占比47.51%，下降3.19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12.30%，下降0.98个百分点;长期股权投资占比9.90%，上升3.51个百分点。在利率温和上行、流动性趋紧的环境下，权益投资可能面临挑战，而另类投资面临着“资产荒”、信用风险等问题，配置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保险姓“保”，保险公司回归保险主业，转向以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双轮驱动的盈利模式会是主要方向。
变化二：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
1、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攻坚重中之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金融风险首先来源于我国目前过高的杠杆问题。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研究项目，通过对现在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规律：一旦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在实体经济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占比最大，且其杠杆率一直明显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隐患，而高杠杆背后的重要促成者是庞大的影子银行。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余额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银行业表内总资产规模1.09倍。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大量投向非标，是影子银行的主要构成部分。通过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无法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及产能过剩行业，里面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地方财政为担保，隐性刚兑暗藏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监管政策将阶段性地以宏观审慎为出发点，以全面去通道、降杠杆、破刚兑为重要手段，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
2、金融风险集聚倒逼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过去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集聚一方面与货币超发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高度相关。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金融体系的合作交界处容易形成监管空白，金融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容易引发监管套利。当前我国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以及金融风险的集聚都客观倒逼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这意味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呈现出从机构监管向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趋势转变。
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变将对金融行业产生三大显著影响。首先金融监管统筹性和实质性增强。随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加强监管协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是必然趋势，金融监管将更注重业务实质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监管势在必行，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有望获得平等市场地位，监管准则也将尽量保持一致;其次金融业综合经营可能破冰。过去我国实行以机构监管为核心的分业经营体制，未来随着功能监管的强化，金融业探索综合经营可能将逐步放开，在股权投资、业务合作和交叉经营三种方式中，股权投资的形式可能更为普遍;最后子公司持牌管理可能是未来金融业发展方向之一。即以子公司形式开展多元金融业务，不同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有效实现风险隔离，杜绝风险传染。
3、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机构发展将呈现三大变化
一是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被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2016年以来证监会先后出台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强化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保监会加速推进保险姓“保”，银监会也出台“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一系列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未来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将进一步增强，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底线和红线。
二是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发展将相对谨慎。在严防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各类金融机构核心是对过去几年的所谓“创新业务”进行规范和清理整顿，市场基础工具创新可能成为相对重点，金融业创新发展以组织创新和“补短板”为主。
三是金融机构将加速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银行业将重点推进表外资产的清理，回归做强表内主业;证券业将重点推进摆脱通道业务模式，着力提升投行、交易和主动管理能力;保险行业回归保险姓“保”，突出保障的根本功能，明确投资的辅助功能。在回归主业的过程中，切实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变化三：金融开放全面提速
1、金融开放正当时
金融开放是新时代我国金融市场的新特征之一。从外部市场环境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下全球化系统框架的再构造，“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更强大、更开放的金融体系做支撑;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为金融加快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内部发展来看，我国金融体系经过近30年的转型发展已经初成体系，金融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约37万亿美元，高于美国17万亿美元的水平，在英国《银行家》“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中，2017年我国有126家银行上榜。与此同时，非银机构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也显著提升，保险业总资产增长至2017年约16.75万亿元的水平，证券、信托、公募基金总资产分别增长至2017年6.14万亿元、25万亿元和11.6万亿元的水平，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速均超过20%，当前我国已具备实施更大力度开放的基础条件。
2、我国金融开放将集中在四大领域
2017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企稳，我国金融开放进程加速。预计2018年我国金融开放进程进一步加速，金融开放可能重点集中在以下四大领域：一是进一步放宽外资可投资资产范围，目前外资在股票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基本实现了可投资基础资产的全覆盖，2018年外资可投资范围有可能放宽至所有金融资产，享受与境内机构同等市场地位;二是外资持股金融机构的比例不断放宽，在2017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成果中已明确，“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三是QFII、RQFII等投资额度有望进一步扩容，在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推动下，外资投资A股市场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外资投资额度有望扩容;四是在“走出去”上，对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可能试点备案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及并购交易行为可能会给予相应的特殊支持。
3、金融开放将从三方面影响金融业态
首先，金融开放将进一步加剧金融行业竞争。随着金融开放加速，外资控股金融机构的数量将逐步增加。从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角度看，对于习惯于封闭竞争的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大行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资源整合和风控能力方面。虽然面对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市场，中国金融机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深化中，在中国财富的全球配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中，外资控股的本地化金融机构或许会体现更多优势。
其次，国内金融机构将加速全球网络布局。金融开放是双向过程，在扩大金融系统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金融机构也将加快对外扩张。从扩张步伐来看，银行业是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排头兵，截至2016年末共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证券公司近年来海外布局加速，大型证券公司借助海外上市或跨境并购来快速提升资产规模;保险公司近年来境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底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余额492.1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5%。
再次，金融机构将主动变革，加快跨境业务布局。当前我国居民跨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远低于成熟市场近40%的水平，借助金融开放，金融机构纷纷主动把握中国财富嫁接全球资产管理的业务机遇;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主动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挖掘“一带一路”沿线业务机会，为其提供一篮子综合金融服务，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推进跨境业务布局的过程中，选择与境外金融机构深化合作将成为普遍的共赢模式。
变化四：金融科技渗透性改变传统金融模式
1、FinTech(金融科技)时代已经来临
在经历了近两年去伪存真的规范发展后，以及全球FinTech在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使中国金融科技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FinTech是基于科技的金融创新，其发展离不开大数据和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支持。FinTech是金融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是指技术带动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FinTech的发展离不开三点支持：一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根据IDC的预测，每年数据产生量为8ZB(1ZB=1012Gb)，到2020年将达到40ZB。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流转成为常态，这将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区块链(Blockchian)，区块链的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巨大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已形成了包括数字货币、资产与身份管理、基础设施与开源平台、支付与结算、智能合同、证券发行在内的行业应用格局，区块链有望成为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在数据安全、数据共享、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流通等环节提供安全的数据环境;三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本质是对人的思维信息过程的模拟，可以分为结构模拟(如神经网络)和功能模拟(如深度学习DeepLearning算法)，其产业链包括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伴随着超级人工智能的逐步到来，数字化技术和各种算法创新应用将会进一步推动智能化金融的发展。
2、Fintech驱动金融行业迎来变革
伴随科技进步，金融科技逐步进入到3.0阶段。Fintech1.0时代显著的特点是金融信息化。利用IT和互联网为金融用户提供线上服务，简化业务流程，优化服务界面。在这个阶段，通过计算机主机和终端布局，对金融机构前中后台和组织体系的纵向和横向之间予以连接，实现传统业务处理向现代化信息系统的数据化业务处理迁移。科技在1.0阶段作为金融工具，以技术替代手工计算，提升了金融业务的数据计算、存储与传输效率。这一时期科技服务以IOE为主，主机、关系型数据库是主要的技术工具。从商业模式本质上来看，Fintech1.0属于对于金融的信息化的推动发展。
Fintech2.0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互联网金融崛起。互联网金融兴起源于金融抑制导致利率无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传导作用。2013年以来，以第三方支付、P2P、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经历了野蛮生长后的规范性发展。2017年8月6日，央行发布了《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提到“系统重要性互联网金融业务将纳入MPA”。从商业模式本质上来看，除通过主业闭环实现盈利外，互联网金融主要通过引入风投、上市等实现价值变现。
Fintech3.0的显著特点是科技对金融的变革程度更深。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更为前沿的技术作为支撑。人工智能依赖于神经网络的发展，使深度学习成为可能，将有望更好地解决了金融领域中一些痛点问题，如个性化服务、信息不对称等。新金融体系以虚拟方式替代物理方式，在支付、借贷、证券交易和发行、保险、资管、风险与征信等领域，金融科技开始以科技的驱动来逐步变革金融，重构金融生态圈。
3、金融机构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资金划转与支付、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都反映未来科技金融公司可能抢占其约20%的市场份额，60%以上的金融机构都认为其将面临利润下滑的冲击。面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传统金融机构纷纷选择积极拥抱变化，主动布局。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数据将是金融科技最有效的竞争壁垒，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建立与客户之间的多维联系和信任关系，有效整合客户数据，寻找发展突破口。
金融科技的应用重点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层面的金融生态圈的构建。客户成为生态圈的核心，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多元化、规模化地导入用户流量后，围绕不同客户的精准需求，开发、设计和完善真正实现跨时期、跨区域、低门槛的产品，以去中心化及大众化为主要方向，打造互联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匹配平台上投融资双方的需求，构筑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客户用户画像、智能投顾服务、结合区块链技术的证券发行和交易、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监控与管理已成为重要的金融科技应用场景。
变化五：新会计准则全面实施
1、金融危机推动全球会计准则的修订
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同时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也带来重大影响。尽管公允机制准则经历严格考验后保留下来，但其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会计界的高度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IASB)于2008年11月发表了IFRS9，其后经过多次修订，于2014年7月发布IFRS9终稿，确定于2018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全面取代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IAS39)。按照中国会计准则与全球趋同的原则，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2)、CAS23、CAS24三项会计准则，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企业以及境外上市企业实施;2019年1月1日起在其它境内上市企业实施;2021年1月1日起在执行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实施。新会计准则的逐步全面实施将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逐步显现。
2、与金融行业相关的主要变化有三个方面
与原《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IAS39)相比，新会计准则IFRS9主要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金融资产减值和套期会计三方面有较大变动。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上，从之前的“四分法”变成“三分法”，新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之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取消，按其现金流特征归入上述三类;在金融资产减值上，从实际损失法到预期损失法，弥补旧准则下减值计提太少太迟的问题;在套期会计上，取消了规定好的套期比率范围，改之以定性判断，弥补了旧准则下套期会计原则僵化复杂、执行成本较高等问题。
3、新会计准则实施将对金融机构产生三大显著影响
一是新会计准则下金融机构利润表的波动可能加大。由于金融资产分类法从“四分法”到“三分法”，原本具备业绩平滑功能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将根据持有金融资产现金流特征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两个科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金融机构利润表的波动，具体的利润表波动幅度取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占比高低。从金融机构横向比较来看，截至2017年中报，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接近30%，银行和证券相对较低，如果按照IFPS9规则进行调整的话，保险公司的利润表波动相对较大。
二是新会计准则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会计准则IFPS9对金融资产减值从“实际损失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法”，这使得对于金融资产减值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这在客观上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及风险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从严监管、防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未来金融机构将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定价能力将成为决定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之一。从金融机构来看，保险机构受预期损失法调整的影响较大，由于保险公司投资资产中近80%都是债权类资产，其中信用债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在当前信用风险日渐积累的背景下，保险公司需要提前确认信用损失，这可能造成保险公司财务报表较大的波动，也对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是新会计准则下部分金融机构的投资风格将更加稳健保守。由于在新会计准则下，金融机构利润表的波动幅度有所增加，为了降低利润表的波动，更好地平滑业绩，部分金融机构可能会调整投资结构，投资风格可能趋于更加稳健保守。适当降低权益类、高波动的投资，增加高分红、高股息的投资可能成为大势所趋。从金融机构横向比较来看，机构资产投资规模越大的受新会计准则的影响越显著，由于证券公司和银行自营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新会计准则对其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保险机构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