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分析之“棒” 揭开银行业危机面纱
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要构成部门，现代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部门的效率和稳健性同各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根据制度主义分析，若把政治结构视为一种宏观制度安排，则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作是政治制度安排下的机构行为者。
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要构成部门，现代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部门的效率和稳健性同各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幸的是，正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厌恶品”一样，银行业危机及其诱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就像悬挂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们不仅客观存在，当发作时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破坏。
而长期以来，纯粹从经济学角度探讨银行体系危机的研究已不在少数，其大多采用一种解释性的分析框架，开出的“药方”大体也无外乎强化金融监管及合理权衡金融深化和广化的利弊得失。本书则另辟蹊径，以银行业相关行为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为维度，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和比较制度视野来考察银行体系的演变，揭开了蒙在银行业危机之上的政治根源面纱。
作者首先对银行体系的政治属性作了界定，并以近代早期欧洲和英格兰的特许银行等为例，论证了国家权力和银行体系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撑的关系。随后，作者阐述了受民粹主义思想主导的美国银行业及其监管改革历程，并以加拿大联邦集权下集中银行业的相对稳定性为参照作了比较实证分析。在第三部分，作者主要聚焦于墨西哥和巴西的案例，透析民主政体和威权体制下银行体系的差异性，为基本政治制度变革影响银行业态及其运行绩效的论点提供佐证。不难发现，国家的权力扩张为银行业的创制和创新提供了动力，而银行体系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又为国家政权和财力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根据制度主义分析，若把政治结构视为一种宏观制度安排，则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作是政治制度安排下的机构行为者。由于这一关键行为者掌控着大量的资金和信贷等稀缺资源，其本身也就成了其他行为者的交易(和寻租)对象。本书中，作者进一步将银行业的相关行为者分解为政客、银行家、银行股东、存款人(贷款人)和纳税人等，他们虽权责作用有别，但彼此组成利益集团，既相互联盟又相互竞争，在动态博弈中共同决定着银行业的均衡和制度波动。而由于行为者(特别是政府和银行家)之间面临内在的利益冲突，银行业的稳定性会随政治需要和政策目标的改变而发生波动，并最终导致了银行体系“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和信贷稀缺。尽管存在特例，作者表明，民主国家的银行体系通常比威权体制更加有效和稳定，而历史环境则不仅塑造了决定不同国家银行业特征的政治联盟，且极大地影响了信贷资源紧缺和银行危机的程度。
特别地，本书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转型中银行体系的作用和性质作了简单评述。作者认为，“国有银行继续主导着(中国的)银行体系，但近年来非银行机构信贷变得越发重要”“不能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通过良好风险管理成功地将信贷资源引导至民营的、最具竞争力的信贷需求方”等，可以说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实情。同时，政治制度和作为行为者的银行业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和约束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塑造和作用的关系。最近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我国的银行业改革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制度安排的约束性正在不断削弱，而制度授权(empoweringinstitutions)却在日益增加。
那么，未来会怎样?作者似乎并未给出现成答案，而是以现实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挑战作为总结。这种开放思维除令人耳目一新之外，也为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更多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制度设计和进路提供了有用参考，它们或许预示着银行体系未来更大的治理边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