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一轮经济转型 供给侧改革和重构新平衡
●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推进供给侧改革，三项任务最为迫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去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激活生产要素，实现优化再配置。
●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可以不顾需求管理，供给和需求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要在增长动力和转换发展方式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日前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协办的长安讲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将从多维度开启新一轮转型”的主题演讲。
王一鸣表示，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经济阶段性底部，但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推动新一轮的转型。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需要新一轮经济转型
王一鸣表示，经济持续下行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而供给跟不上需求变化。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供需错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需结构错配，矛盾主要在供给侧。因此他认为，再简单用过去扩大投资办法来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
王一鸣表示，目前经济增速放缓，探底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投资要逐步探底，第二在去除过剩产能方面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就是新动力要抵消旧动力的衰竭。目前，房地产、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但相比较以往，扩张速度放慢了，而服务业等新型服务部门在加快扩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的力量应该更加快速成长，来抵消部分旧动力的衰减。
综合各方面信息，王一鸣判断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但他同时表示，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
王一鸣认为，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杠杆率攀升。其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有泡沫风险。其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其四，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
从全国态势看，王一鸣认为需要推动新一轮的转型。新一轮转型需要在提升产业链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旋律上，以体制改革为条件，以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为标志，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十三五”时期是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也是转型压力，因此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供给侧改革和重构新平衡
王一鸣表示，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一方面供给侧是主要矛盾，另一方面需求侧起的是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可主次不分。
根据王一鸣分析，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三项任务最为迫切：其一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去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其二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其三是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激活生产要素，实现优化再配置。
对今年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五项主要任务，王一鸣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其一，去产能。去产能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加之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滞后，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需要探索用市场化的办法促进去产能，因为只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发现最优的产能水平，而且最优的产能水平也是动态变化的，很难通过学术研究去发现，也很难通过下指标的方式去除产能。
去产能一定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因为僵尸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要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切断外部输血渠道，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改变市场观望情绪。去除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是“保人不保企”，采取再就业培训、政府公益性岗位吸纳、内部转岗、停薪留职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妥善安置下岗职工，通过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债务重组，实现结构调整。
其二，去库存。去库存应该更有效地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和加杠杆的办法。此外，去库存要因城施策，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在控制住房需求释放节奏的同时，适当调增新城市功能区住宅用地的供给规模，三四线城市适度控制土地供给规模，降低交易环节税收，促进消化房地产库存。
其三，去杠杆。去杠杆共识度已经有所提高，但目前还缺乏总体战略安排。近年来，我国杠杆率快速上升，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增长绩效和企业利润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过度扩张债务杠杆的风险在逐步积累。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已有30多只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商业银行呆坏账水平也连续15个季度上升。建议积极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探索市场化的债转股，建立全国性不良资产交易平台，发挥价格发现作用，积极利用地方股权转让市场加快企业破产资产的处置。
其四，降成本。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继续精简各种行政审批前置中介评估项目，推进中介与政府部门实质性脱钩，缩短行政审批和中介评估时间，降低收费，提高实效。同时推进政府信息统一平台建设和共享，加大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
其五，补短板。各级政府对补“看得见、够得着”的短板都高度重视，力度很大。但与此同时，影响制度供给的“软件”短板矛盾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失信惩戒和诚信激励的机制不健全。
王一鸣表示，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可以不顾需求管理，供给和需求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引导市场预期，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长期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会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需要需求管理去对冲。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反之，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比如补短板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城市地下管廊、停车场、充电桩等，都会扩大投资需求。去库存中，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住户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存量房，可以消化库存，还会带来需求扩张。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新一轮转型要多维度发力
王一鸣表示，从更长期观察，新一轮经济转型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稳定发展，转型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转换发展方式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因此，王一鸣认为，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其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在国家层面，应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讯、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新材料、脑科学等战略性领域，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实现战略性突破;在产业层面，则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特别要在体制上营造激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发展创投、风投、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其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大量毕业的大学生、职业教育和技能毕业生和海归留学人员，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建议，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其三，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进入新常态以后，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要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就要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同时在体制上，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
其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今后五年，要有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成为新市民，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应该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和预算内财政投入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其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今后五年应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在制度上，应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其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和区域金融共同市场。此外，也应从体制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并有序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