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担保公司“倒闭潮”幕后：两年减少692家
对有着4年担保公司从业经验的部门经理李林(化名)来说，消息来得有些猝不及防，2015年12月14日下午3点，同事在电话里告诉他：老板欠钱跑路了!
他有些不相信地反复确认，随后拨通老板电话，发现已是关机状态。
“没想到以这样一种方式做垮”，1月22日，李林对长江商报记者说，“公司代偿金仅3000万元左右，按照杠杆比例来算并不高。”
李林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公司的担保资本金为3亿元，按照担保公司1:10的放大规定，该公司可担保贷款30亿元，3000万元左右的代偿金仅占担保金的1%，并未达到业内“做不下去”的水平。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到公司一看，一群债权人已经围住公司高层，讨要公司向他们募集的3个多亿的私募基金本息。这时，李林和公司人员才知道，公司以发行“私募基金”为名在外融资的金额已超过3亿，“估计会更多，在核算自身资产还不上欠债后，老板就跑路了”。
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代偿破产、自融自担……近日，多位担保行业人士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民营担保公司“倒闭潮”频发，几乎已经陷入“不转型等死”的状态;国营担保公司的盈利和代偿情况也不容乐观。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公开数据发现，截至2014年12月，全国融资担保公司为7898家，在保余额2.74万亿元;相比于2012年，全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减少692家。
“担保、小贷、信托这些‘类金融机构’做的业务和银行业务类似，但它们自身却不像银行有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1月20日，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兰祥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业务操作方面，担保公司有很多不正规的情况出现，比如风险控制能力差、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比重大，随着目前国内一些非金融企业负债规模扩大，担保公司等金融派生机构受影响，出现“跑路”、“倒闭”的情况。
资金链断裂、跑路频现多家担保公司“半歇业”
在目睹了本地5家以上保额超过5亿元的担保公司“垮了”之后，华中地区一家注册资金2亿元的民营担保公司部门经理李林，在去年12月底遭遇到“老板跑路”的冲击。
事实上，李林的“遭遇”并非孤立，一场担保行业的寒冬正席卷大江南北。
1月13日，黑龙江省一位国营担保公司负责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目前当地民营担保公司处于“只关不开”的状态，一些担保公司正在处置债务人的抵押资产，弥补客户还不上钱而担保公司被迫代偿的资金。
安徽省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安徽共有融资担保机构353家，而2011年底，安徽省融资担保公司为404家，2012年底下降至386家，此外有100多家民营融资担保机构不能与银行正常合作。
从担保公司跳槽至财富投资公司的王超(化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担保公司特别是民营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代偿破产等情况逐渐出现，而2015年到达一个爆发高潮。王超预计，2016年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李林表示，“倒闭潮”并不只席卷中小型民营公司，据他介绍，行业内一家2013年对外公布保额超25亿元、在当地排名前十的民营担保公司，目前正官司缠身，各项业务暂停。
长江商报记者查询其所提及的民营担保公司发现，该公司2014年卷入北京一家P2P平台跑路风波中，尽管该公司声明跑路平台网站上刊登的担保函、担保合同等“均系伪造”，但涉事调查仍不能避免。
此外，长江商报记者粗略统计该公司牵涉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该公司仅在2015年被10家银行或银行分行上诉，同时卷入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还款纠纷超过15次，除了1、2月份，几乎一年内每月都有2-3场官司要打。
为防控风险银行斩断民营担保公司资金源
“为防控风险，2015年银行全面清理和一些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1月15日，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相关人士告诉长江商报记者。“2014年以来，我们银行和民营担保公司合作减少70%，凡是之前出现过一次问题或者是与其他银行出现过一次担保问题的公司，我们全部都压缩退出了，更多只选择和国营担保公司合作。”
事实上，2012年年初发生的北京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卷款跑路事件，就使得多家银行对民营担保公司警惕加深。
上述银行人士表示，民营担保公司容易和民营企业相互“勾结”，将本不符合贷款条件或可贷额度不够的企业信用程度做大，从银行方“套取”更大的额度，然后再进行利益分成。
银行人士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长江商报记者查询的上述大型担保公司法院判决书中便有疑似这类情况。
一家农牧公司被上述大型担保公司告上法庭，令其偿还到期后担保公司代偿的400万元贷款及55734元利息。该农牧公司辩称，其不仅向该担保公司支付了8万元的担保费用，而且还支付了60万元保证金，实际到手的本金仅340万元，故而上述担保公司实际代偿的本金应是340万元及利息44933.53元。
不过，因被告方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到手的本金为340万元，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支付给担保公司4055734元。
横亘在银行和担保公司之间的不信任，还与频频出现的“过桥贷款”灰色操作模式有关。
在李林所在的担保公司客户中，有一位做卫浴产品代理的女老板，旗下所拥有的房产和库存经考察仅能向银行借贷500万元，但为争取到该客户，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从银行贷款700万元，而后，又因客户从其他银行借的300万元到期，担保公司追加了300万“过桥贷款”给该客户偿还银行借款，累计为其融资担保达1000万元。
“眼看自己还不上钱，企业老板就跑了，这成了公司最大一笔坏账，等我们报案时，发现她还将房产和库存抵押给其他公司。”李林称，企业主反复抵押“骗贷”、“补窟窿”，担保公司为赚取担保费等帮其“过桥”延续银行授信，俨然成了行业乱象。
“目前除了本地银行，已经基本没有大型国有或商业银行再跟民营担保公司合作。”一家知名担保公司湖北分公司负责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银行的信贷如果更偏紧的话，担保企业更难再生存下去。”
众多担保行业人士称，民营担保行业依赖银行生存，银行资金源为担保公司最为稳定、安全的渠道。一旦银行中止与担保公司合作，就意味着担保公司要么不能再做大额度的企业贷款担保业务，要么只能从民间去找钱，“找钱成本很高。”
“银行没有授信额度的话，担保就无法开展业务。”上述知名担保公司湖北分公司负责人表示，“而且目前经济下滑情况下，银行信贷进一步收紧。”
李林告诉长江商报记者，目前在民间融资的年利息在15%以上，短期借贷的利息更高，月息达到5-6%，“企业自有资金和净利润根本达不到这个增速，会越陷越深。”
左手担右手 转型陷“自融”灰链模式
行业“洗牌”大背景下，各地担保公司纷纷转型寻谋出路。
“现在担保公司正在整合，民营担保公司同国营担保公司合作、同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建立自己的P2P平台等。”1月14日，上述担保公司湖北分公司负责人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困境重重的担保公司正在往互联网化、专业化、集团化方向转型。
例如，2014年7月，西部地区最大的国有担保公司——重庆市三峡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P2P融资平台“金宝保”正式上线。2014年底，民营担保龙头的瀚华担保旗下互联网平台“瀚华云”机构信息服务平台和“来投”个人金融服务平台先后上线。
不过，担保公司的跨界，也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
“担保公司另外申请互联网金融牌照和小贷牌照，就可以不再依靠银行自筹资金。”王超表示，“但这种玩法也有可能玩垮。”
上述多位担保人士表示，自筹资金后，操作不规范的企业极有可能出现“资金池”，“毕竟好项目难找，一旦钱投不出去或者投后收益难以偿付平台用户的利息，‘自融’就会成为‘庞氏骗局’，后面融进的钱就是为了给前面的钱兑付本息。”
据网贷之家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累计问题平台达到1263家，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3858家(含问题平台)，跑路型问题平台占比达到32.7%。
“一些担保公司开始放弃企业客户转而专门做个人业务。”李林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地有家规模相近的担保公司，在意识到企业贷款偿还困难、风险增大的行业现状后，将很大一部分业务员和精力转向做个人房贷、车贷业务，这种“走量”方式，使得该担保公司2015年代偿和资金链情况较同行要好。
此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也成为担保公司规避风险突围的方向之一。上述担保公司湖北分公司负责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约担保是公司2016年发展的“重头戏”，“拿到一级工程资质的企业，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我们通过这种标准来筛选，来提高客户的质量，降低风险。”
“传统担保行业业务单一，在互联网金融、股权基金、新三板扩容的当下，过去单纯依靠银行放贷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和贷款融资日渐多元，很多担保公司失去了生存空间。”1月22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除开‘左手担右手’这种违法操作，一个包括担保、小贷、P2P、资产管理等产业的大型集团，下面各子公司隔离风险，相互独立运行，注重信用和品牌，将更有发展机会，或成担保行业发展的常态。”
担保业难破“保一赔百”高杠杆代偿模式
2015年上半年代偿金额猛增246%，券商称担保公司挂牌新三板被叫停
□本报记者 但慧芳 实习记者 闫淑鑫
经历行业“倒闭潮”之后，生存下来的担保公司是否意味着“安全无虞”?
“对一些不合规、不规范的民营担保公司冲击比较大，银行减少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这是市场规律。”1月18日，一不愿具名的金融办人士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除去政策性担保公司和商业性担保公司之间存在博弈外，担保行业“保一赔百”的高风险代偿模式并未被打破。
据银监会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担保全行业新增代偿415亿元，年末代偿余额达到661亿元，同比增长59.3%;担保代偿率2.17%，为统计以来最高水平。而2015年上半年，代偿金额和户数同比分别增长了246.68%和16.1%。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资本规模和资金实力为只经营负债的担保公司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钱就别做担保，既做不来也做不好。”
1月19日，众多券商曝出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暂停包括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类金融机构挂牌上市，这无疑让担保公司的融资渠道又少了一条。
风控缺失乱象丛生倒逼监管风暴
有着4年担保公司部门经理从业经验的李林(化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自身风控体系不强正是民营担保公司“倒闭潮”和“跑路潮”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李林工作的担保公司，实行“老板拍板”的管理体系，“给谁担保、担保多少很大程度上老板说了算。”
而上文提及的一家“做垮”的民营担保公司，多位知情人士表示，2012年、2013年该担保公司“口子放得太开，为做大规模，对客户筛选、风控评估不严，以至于后来就出了很多事”。
“很少有公司是因为某一两笔代偿做垮，多是到处‘踩雷’，或者大股东资金链断裂。”从担保公司跳槽至财富投资公司的王超(化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2014年，湖北省经信委对所有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了一个考核，对注册资本不满足要求的公司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要求注册资金在1个亿以上;2015年4月，省经信委又对全省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全面清理，要求融资性担保机构重新进行行政审批，办理执照变更，防止一些公司违规操作、搞集资贷款等。”1月20日，武汉市经信委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曹秀英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政府管控力度明显加强。”
曹秀英表示，湖北省经信委融资处2015年6月15日发布的《省经信委关于全省融资性担保行业风险提示及相关工作的通知》，对担保企业申报、审核标准更为严格，“不仅要有银行盖章的贷保业务明细，在银行那已经有了不良信用、银行不愿意合作的担保公司，拿不到融资性担保公司营业执照。”
在安徽、河南等地，2015年也先后出台关于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和通知，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公司行业监管。
根据2015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联合下发的《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融资担保公司参照该规定中“除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标准划分类型，肯定了其金融机构的身份。
不仅如此，2015年8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3%利润100%代偿 高杠杆运作风险难除
尽管行业乱象正在被市场和日益完善的监管体系所净化，但多位业内人士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即使是正规运行的担保公司，也正在被行业“天生的畸形”所拖累。
资料显示，2010年前后，是民营担保公司迅速膨胀的时期。1月13日，黑龙江省一位国营担保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时，大家可能觉得做担保公司很挣钱，不用拿很多钱，只要有一个牌照，就可以为一个企业做担保，赚取费用。”
但这种“跟风”式作法很快就令业内尝到了苦果。“银行找担保公司合作，就把这个风险转嫁给了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去扛这个风险。”上述黑龙江国营公司相关负责人直言，“担保公司就是通过银行风险的转账来进行经营盈利。”
在该人士看来，担保公司的运行模式本身存在缺陷，行业内一年的担保费用最多收到3%，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费用不到1.5%，行业平均担保费用水平在2%左右，而代偿却需要100%。“使得担保公司代偿的代价非常大，而担保公司只是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再怎么帮银行放贷，也就只有3%的盈利。”
要取得更高的收益，要么是通过灰色的手段，同客户达成某种“回馈”契约，要么就是做大资本金杠杆。
以李林所在的资本金为3个亿的担保公司为例，其全部放出只收取3%担保费，年营收最多为900万元，根本不够公司代偿最大的一笔1000万元的坏账。然而，若以1:5杠杆比例放大(行业内限定杠杆为1:10)，担保费可收至4500万元，营收率高达15%。若继续做大杠杆，在代偿允许的范围内，其毛利率仍然可观。
“高杠杆自然意味着高风险，在大经济环境影响下，企业还款能力不足，不足的话担保公司就必须100%代偿给银行，银行是不会去承担这个风险的。”上述黑龙江国营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企业还不上钱，担保公司只能处理企业反担保提供的抵押资产。
而上述抵押资产，在处置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难以兑现或者延迟兑现的情况。“可能一个代偿官司要打一两年，而这笔资金担保公司已经垫付给银行了，这样就出现了资金缺口。”
事实上，担保业的代偿率正在上升。
2015年12月，据银监会普惠金融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担保全行业新增代偿415亿元，年末代偿余额达到661亿元，同比增长59.3%;担保代偿率2.17%，为统计以来最高水平。而2015年上半年，代偿金额和户数同比分别增长了246.68%和16.1%。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国担保代偿余额仅250亿元，代偿率仅为1.3%。
“在很大程度上靠官方推动，很多担保公司具有官方的背景和官方的资本。”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随着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之后，政府对担保公司这块的扶持会慢慢减弱，政策性的扶持减弱之后，可能给生存带来了一些困难。”
新三板渠道被封 资本并购或成新出路
危局之下，各显神通。
2014年10月，安徽省提出担保行业发展的“4321”代偿分担新模式，即原保机构、省级再担保机构、银行、地方政府按照4：3：2：1比例承担代偿责任，一旦发生代偿，由承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承担40%，安徽省担保集团(含中央和省财政补偿专项资金)承担30%，银行承担20%，所在地方政府财政承担10%。
2015年，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在宁夏地区开创性推广“零保证金”模式。该模式被业内称为“西担模式”，计划多渠道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大型国有企业债券、入股新兴产业、直接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
不过，上述担保模式创新均属于政策性担保范畴，对于商业性民营担保公司而言，资本金准备和商业模式依然是掣肘。
2015年12月，中投保和中盈盛达两家担保公司分别挂牌“新三板”和香港上市，加快了担保公司和资本市场的融合。
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2015年登陆新三板的民营担保公司有香塘担保、鑫融基、亿盛担保等3家，仅在2015年就有近10家担保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而在2014年以前，新三板上挂牌的担保公司仅黑龙江均信担保一家。
然而，1月19日，众多券商曝出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暂停包括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类金融机构挂牌上市，让这场“资本市场热”被泼了一盆冷水。
2015年12月25日，成都上市公司博瑞传播晚间发布重组预案，公司拟合计作价11.52亿元收购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81.034%股权，这一收购举动引发业内争议。
虽然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成都市龙头国有担保公司，但其收购议案显示，标的资产2015年1-9月亏损5.71亿元，引发上海证交所关于资产盈利能力和风险等14条质疑。
“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等热衷于并购这种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存在着为本身进行融资的关联交易。”1月20日，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兰祥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风险就会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传染，我建议让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保持适当的距离。”
但董登新则表示，担保行业目前正呈现出机构多样化、担保形式多样化的发展状态，只要做好风险隔离，大型综合性集团和公司更有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