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优化 难行却必行的一里路
近年来富裕阶层人士增加，家族信托或各类家族财富管理的服务也随之兴起，“创富、守富、传富”的观念琅琅上口，但真正想让家族财富管理落地，信托登记制度必须完备。
中国银监会日前提出，将设立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信托产品统一登记制度。在2016年伊始，这个消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对于信托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某种期待。
当银监会的消息一发布，诸多专家认为，此举不仅将为信托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平台，也有利于保障信托各方当事人权益，将进一步提高信托产品公信力。
信托制度优化之路漫漫
据了解，业内一直呼吁建立信托登记制度，相关人士很早就开始在信托登记方面进行探索。2006年，中国银监会批准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上海信托登记中心，进行信托基本信息登记等试点。2014年，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发布《信托登记试行办法》，推动在自贸区建立和完善信托登记平台。
另外中国《信托法》第10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依照该项规定，进行登记的信托，以财产转移是否需要登记为标准;财产转移需要登记的，以该财产设立的信托则需要登记(例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船舶、股票、股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如果财产转移不需要登记的，以该项财产设立的信托也不需要进行登记。
此外，在效力方面，如果未按规定办理信托登记，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不产生效力则意味着信托法律关系在当事人之间尚未建立，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能够按照《信托法》进行调整。但是，信托不产生效力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没有任何意义。换言之，信托即使未登记，但如果经委托人和受托人协商一致订立了信托合同，则信托成立。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若欲发展健全的财富管理业务与市场，现行信托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信托登记制度的建立，更是中国信托实践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以来，信托业务在中国有了飞跃的发展。然而信托登记配套制度的缺失，使财产类信托难于开展，也同时制约了信托业的发展。首先，由于信托登记配套制度的缺失，使信托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资金信托，信托品种过于单一，没有充分发挥信托弹性设计空间的优越性。此外，也增加了信托当事各方设立信托的成本，妨碍了信托领域的创新。
相比之下，台湾的信托发展相对早些，始自1996年。台湾方面为保护受益人或其他权利归属人之利益，对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设有规范。
台湾的《信托法》第4条规定了信托公示制度，要求以某些财产设立信托时，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一定的公示程序。其中条文的规定很清楚，表明信托登记是对抗要件，而不是信托的成立要件。而台湾所采取的对抗主义的登记制度，既保护了交易安全，同时相对于登记生效主义的制度，又不会由于信托当事人偶然的疏忽而导致大量的信托行为的无效，有利于发挥信托的独特功能。
难行却必行的一里路
信托登记制度究竟有多重要?近年来富裕阶层人士增加，家族信托或各类家族财富管理的服务也随之兴起，“创富、守富、传富”的观念琅琅上口，但真正想让家族财富管理落地，信托登记制度必须完备。
不容讳言者，家族财富管理根植于个人信托，因为信托制度的弹性灵活，加上信托效力不受信托主体的破产、身故等事件影响，在家族财富管理领域有较大运用空间。
观察过往中国的信托发展轨迹，信托登记制度尚未全面建置以前，家族财富中的非资金的财产信托无法产生效力，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家族财富管理的发展。除此之外，若要追本溯源，这也是因为中国的信托架构大抵仍以投融资渠道为设计概念。而信托业管理法规也是以资金信托为中心进行构建，与其他信托前沿国家的思考有所差异，加上所有权采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缘故，在信托登记制度的设计上也无法完全比照其他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法制属于欧陆法系，在引入信托制度之后却回避了如何界定受益权(衡平所有权)的问题。在“一物权”的法系下，受益权何时能定性取决于立法者的态度。令人惋惜的是，信托在中国是一项特许经营权，公司过去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制度红利—信托公司是唯一可以参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的金融机构，理应透过更完备的信托登记制度推动财富管理的发展脚步。
回顾2014年9月，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下发《信托登记试行办法》，力图在自贸区探索信托登记平台和信托受益权流转机制。次月，银监会正式批准全国信托登记中心落户上海自贸区。此后全国信托登记中心初步形成信托登记等操作方案，比如在客户准入门槛方面，要求合格投资者的最低投资额度不低于100万元，且需在信托公司开户。诸如此类举措，表明信托登记制度正在稳步推进，然而未来应正视信托制度(尤其是信托登记制度)对于个人或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影响，迈出难行却又必然要行的一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