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捅破身份障碍 公益信托将盘活千亿慈善资金
三年翻了五倍!
2016年胡润慈善榜显示，前100名富豪在2015年总捐赠额达到300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500%，与2014年相比，也上升了50%。
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这些财富榜单上常见的名字同时也是慈善榜上的座上宾，但更积极地趋势则是新的慈善家正不断涌现，人数占据了榜单的近七成。
然而，与慈善资金膨胀规模难以匹配的却是慈善资金运营的效率。一位信托业内人士透露，国外有40%的慈善资金是来源于投资增值，而国内这个比例只有5%~8%。
即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中专门针对慈善信托做了安排：明确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由民政部门进行备案管理，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可以担任慈善信托的受托人。这一系列的突破，再次激发了信托公司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
“《慈善法》颁布实施后，可以想见慈善信托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益信托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平安信托也着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准备，希望能借助慈善信托的手段，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平安信托财富产品投资策略部执行总经理康朝锋表示，利用商业的手段可以促进公益事业的更好发展，信托公司专业团队通过对慈善资金进行管理，可更有效地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益资金的安全、透明，从而保障慈善事业的持续性。
政策松绑
事实上，这也不是平安信托第一次涉足公益类项目的运作。
在2002年7月，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作为委托人，代表深圳市将1亿元资金委托给平安信托设立“新疆助学公益信托”，通过信托财产进行经营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由公益行为执行人用于资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这一项目在2002～2015年累计回报9189.7万元，平均年回报额达到706.9万元，很好的实现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从2008年开始，平安信托更尝试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明园慈善基金”展开合作。明园慈善基金由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个人及家庭出资建立，致力于扶贫帮困和赈灾、关爱妇女儿童以及贫困地区青少年成长、支持文化发展等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该基金一设立，即委托平安信托进行管理。这也是平安信托负责管理和运作的第二支公益信托类产品。截至2016年5月，马明哲及其家人已累计向该基金捐赠款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在慈善公益事业投入已累计达1155万元，在这样公益投入下，该基金经过平安信托的专业管理，规模依然超过了7000万元。因此截至2015年，该信托产品产品成立以来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为60.03%。
在康朝锋看来，一个本金1亿元仍在，已经创造了9000多万元的回报支持新疆教育事业;明园慈善基金，不但持续为明园学校、明园支教等公益项目提供了资金，基金规模也大幅增长。这两个项目的表现证明了信托公司的资产配置能力和公益基金会的项目管理优势结合在一起，能充分发挥信托公司和公益基金各自的优势，是有生命力的模式。
不过，这样的尝试还是太少。
尽管 2001年10月1日出台的《信托法》中已经引入公益信托，但是 根据《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3-2014)》统计表明，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以及类公益信托项目总计39个，资金总额129.17亿元，仅相当于全国信托资产的约1%。
业内人士看来，过往设立公益信托的审批难是困扰公益信托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对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在《信托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具体所指。实际中主要是需要取得民政部门的审批，跨部门协作存在困难。而“承担监管职责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定位不明确也增加了公益信托获批的难度。
“这次《慈善法》的修订中，明确了采用报备制而且明确了向民政部门报备，解决了公益信托发展的最大瓶颈。”康朝锋表示。公益信托最早起源于英国，1601年英国议会制定了《慈善用益法》，明确公益信托采取“登记制”管理监督方式，且以个人信托、土地等不动产为主后，公益信托的法律地位真正得以确立。
即将实施《慈善法》明确规定了慈善(公益)信托设立采用备案制，备案机关是受托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该规定较《信托法》设立慈善(公益)信托采用审批制的规定极大地方便了慈善(公益)信托的设立。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仅2014年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1042.26亿元。
模式探索
慈善的力量有多大?仅2015年，就让2616名贫困母婴得到帮助，12万名儿童吃上营养餐;81.2万名学生拿到梦寐以求的新书包，40所学校的1.74万名学生住进明亮安全的新宿舍;5041名特困大学生和13849名特困高中生获得资助;306101户贫困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支持……
在获得财富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先富”阶层加入到慈善的行列中，而怎么管理好规模日渐增长的慈善资金，其实一直是国内慈善界的一个考验。
对于这个问题的发酵不可回避发生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由此事件引发的公众对于慈善公信力的焦虑，尤其是资金使用的规范性问题、信息披露等环节都指向要求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更规范的业务运作和风险管控。
从目前的慈善资金的接受来源上看，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仍然是接收捐赠的主要对象，二者共接收捐赠693.03亿元，占捐赠总额的比重达到66.5%。
不过在国内，公益组织尤其是作为公益链条上游的基金会能否从事金融活动一直没有明确，其风险控制和收益难以控制;尤其慈善组织多是以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形式存在，这些机构实行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机关的双重管理。
从国际经验看，富豪将慈善资金引入到公益领域，透明高效的模式是关键。以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为例，在2006年10月，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改名为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信托的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负责施赠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信托公司+基金会”模式的造血功能很快反应到了数据上：基金会信托2008年财报显示，2007年投资收益约为40亿美元，占总收益的78.4%。2007年底净投资收益约为50亿美元，次年向基金会拨款33.1亿美元，占净投资收益的66.2%。
在康朝锋看来，国外成功的公益信托模式都是基于透明公开，专业分工合作。因此真正意义的慈善信托应该是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行使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能并负责投资运作，公益基金作为项目管理人是充分发挥各方专业优势的合作模式。
“平安信托还在对接家族信托和公益慈善的结合，增加了委托人对慈善项目管理的选择和替换的灵活性，可以有效提升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能力，以增加了对捐赠人的吸引力。”他表示，“对整个行业而言，期待更明确的细则落地，特别是涉及大额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急需突破和明确。”
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鼓励公益信托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提案》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给公益信托打造良好的发展平台，应尽快研究并制定公益信托的税收政策及优惠措施。建议参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交纳25%所得税”的条款，在财税制度和《信托法》两方面都做出一定调整或修改。(文/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