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行净利几近零增长 营改增“背锅”
柏可林 摄
“受营改增价税分离因素等影响，客户贷款及垫款收益率同降116个点。”“5月1日起财政部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政策……利息净收入出现一定幅度下降。”“受营改增价税分离等影响，本集团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高于付息负债成本率下降幅度。”
每年4月，历来是银行“傲视群雄”的季节，而今各大行的年报却阴雨绵绵，尤其是“净利润”这项，没有丝毫放晴的迹象，中行甚至开辟了国有大行净利“负增长”的先河。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除了“金融市场化进程加速导致利率中枢下行”这种老生常谈的开脱外，“营改增”作为新晋字样首次加入为各大行净利收窄“背锅”的队列中。
“威胁”利润?
自2011年试点，“营改增”之斧率先楔入上海“6+1”起，两年间，“营改增”步伐迅速踏遍8省市邮政、电信及交通运输行业。随后，广播电视等现代服务业纳入“营改增”工作议程，各路政策也推动地方试点向全国铺开。形势大好，以致国税总局在2015年年初宣告，要以年底在全行业完成“营改增”改革为“十二五”圆满收官。
然而，到了2016年初，银行业顶着刮遍全国的税改之风，五大行的宣传大多以“着手准备”收笔，实质性的操作部门却似乎按兵不动。除了应税额度庞大、业务纷繁，银行业为何迟迟不啃“营改增”这块骨头，不得而知。不过，透过2016年年报，也许能窥探一二。
五大行净利润增速维持低位。年报数据显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2016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2782亿元、1839亿元、1646亿元、 2315亿元、67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0.4%、1.86%、- 3.67%、1.45%和1.03%，而2015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0.48%、0.62%、0.74%、0.14%和1.03%。
再来看看应交税费情况。2015年建行应交营业税76亿元，增值税抵扣13亿元，累计63亿元;2016年年中“营改增”，全年缴营业税不足2000万元，增值税不足69亿元，累计不足69亿元，这块税负约增8.8%。当然，表面上看，盈利不振导致加入所得税和附加税的总体税负降低10%。
对于工行，年报显示，2015年应交营业税93亿元;2016年缴营业税不足1亿元，增值税82亿元，累计83亿元，这块税负约降10.7%。需要注意的是，工行2016年总体税负降低16.3%，即降低的税负多由降17.8%的所得税拉下。
与工行类似，中行2015年缴营业税57亿元，增值税抵扣约5亿元，共计52亿元;2016年两块累计46亿元，这块税负约降10.3%，而中行2016年总体纳税狂泻31.2%，其中所得税便“贡献”了35.9%;农行“营+增”同比下降30.8%，总体同比下降52.5%;交行则直接从2015年29亿元的营业税变为第二年33亿元的增值税。
不光国有大行，其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出现“营改增”降幅不及总体税负降幅现象，如光大的17.2%和30.3%;浦发银行总体仅增15.9%，“营改增”板块却飙升45.8%。
记者对比发现，营业税时代，税额计入利息收入，现在增值税税额不算收入，所以收入金额降低。再有，原来以5%税率课营业税，现在则以6%课增值税，实际税率高出67个基点(增值税是价外税，先以6%税率价税分离再以6%税率课税，即税额=售价/106%×6%=5.67%，其中，“售价/106%”是将含税的收入转化为不含税的收入)，如果税基不变，则税负增加。如果增值税代替营业税成为征税税种，那么原先附着在营业税上的“城建税”(营业税的1%至7%)、“教育费附加”(营业税的3%)和“地方教育附加”(营业税的2%)转而基于增值税计缴，也就会基于高出的67个基点上再高出几个点。
由此看来，“营改增”在银行业迟迟难产，与它对利润的威胁不能说撇得干干净净。
并非最核心因素
然而，利润下滑，究竟是“营改增”使坏，还是银行“躺赚”模式不如以前得心应手，假借“营改增”口实嫁祸税收，不能想象。
记者梳理发现，业绩向好的地方性银行甚至是农商行，“营改增”税负的增幅小于整体增幅的也是大有存在：如江苏银行“营改增”板块增加63.1%，总体却增加其两倍129%;民生银行分别为8.5%和28.9%;常熟农商行总体增加40.3%，“营改增”板块反而降低22.7%。有趣的是，这三家银行的年报里几乎甚至没有出现“受‘营改增’影响”、“剔除‘营改增’”等语句，与五大行财报遥相呼应。
难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教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利率市场化推进和经济结构调整才是影响银行业盈利状况最核心的因素。目前，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仍享有税收优惠，税负不至于加重。对于大型银行，‘营改增’可能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远不及使银行业盈利状况出现趋势性变化的程度”。
上海财经大学税收系教授胡怡建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银行业年报失色既非个别亦非一时现象，蔓延之广、降幅之大又以今年为最。大环境疲软、政府设限收费、不良抬头等各种因素扭结一起，踩了利润的油门。至于“营改增”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能一概而论。
“就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公告看，金融业各大块的税负都是全面缓解的。但在总体息肩的态势下亦不免个别银行吃重。”胡怡建分析，“税负紧缓不单单与规模相关。比如，农信社下属的县域农商行，原本按照‘简易办法’征税，如果转向城域便不再享受涉农应税额的优惠了，认定性质有变，所以不能怪在‘营改增’头上。”
“营改增”铺开后，不仅中小银行税负变动出现分化，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尝到甜头。对此，胡怡建认为存在相通之处：“要说税负加重无外乎税率提高或者税基扩大。如果资质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原以3%开征营业税，‘营改增’后，以2.91%(3%/103%×3%)执行，‘增税’一说实属无稽。如果为一般纳税人，税率由5%提至允许进项抵扣的5.67%，这时实际税负才会双向浮动。”
至于何种情况会发生多缴，胡怡建示例：“比如周期性原因，同样一批设备，有些银行在‘营改增’前添置，做不成抵扣，相反，有些在税改后更新，税负便迅速减轻。”所以，类似自有房产没有外租等销项税增幅甩开了进项税的项目，都可能成为灾区。“再有，上规模的银行对外在发生进项时活动可能比较规范，它在材料购买、服务外包等上游商选择上主要面向一般纳税人，人家可以开出专票给它抵扣;小银行或者不够重视，没有向一般纳税人购买这些进项，或者管理失范，没有意识到发票已由成本变为好处，种种原因导致它们业务发生却没有抵扣”。
另外，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财税专家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营业税是地税，地方政府这块原先可能放过了地方银行，而增值税是国税，中央统一立法征收，地方政府没法给它们减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补充称，持有企业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孳息，归入金融同业往来的同业投资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在营业税时代，通通得以豁免，现在全被划为贷款业务范围，需以全额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推广工程仍处草创阶段，放宽过渡期，简化征缴操作不失为优化途径。毕竟应对全新计税方法，银行改造系统、培训人员、调整组织所耗恐怕远比直接的税负更高。此外，利息支出不能用于扣减以至于整体税负上升的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曾刚如是评价。
的确，中行的息收超过营收的六成，交行超过七成，工、建、农则接近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