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品市场雅贿刺激艺术品消费 贿赂方式产生了新变种
雅贿，贿赂方式产生了新变种，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改而送天价香烟、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周鼎宋瓷等，由于“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现已形成一个官员特种奢侈品形成产业链。
礼品时代，单纯的交换
文强赃物展示会上，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似乎被人津津乐道。围绕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为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的真伪问题，更是一度争论不休。因为价值的不确定性，这些承载着更多财富想象的艺术品，在利益群体的“礼尚往来”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过去十年间落马的贪官不少受过“雅贿”：2004年，受贿案落马的浙江剩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受到自己“雅好”的连累，他的家里查获出整整5箱名人字画和古瓷古玉。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他也因此被戏称为“藏宝局长”。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自己就有一定的鉴赏水平，他的藏品也因此显得更为“雅致”，共有59幅名人字画，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价格自然不菲。
若论现在发现接受“雅贿”数量最多的官员，应该是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他的“藏品”绝对够得上博物馆级别：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很多赃物的处理方式为“拍卖”，曾有媒体走访四川的郑道访、沈阳的慕绥新、江西的胡长清等人的赃物拍卖会，形容竞拍者“趋之若鹜”，“一些附庸风雅的贪官喜好雅贿，另一些人投其所好，大送古董和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拍卖前一般都找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和专家鉴定了真伪，保真的系数要更大一些，比在社会上买放心。”一位热衷收藏的山西煤老板曾如此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更大比例的参与竞拍者是那些企业管理者。一家拥有园林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园林公司的经理坦言，“做我们这一行的，竞标拿工程是第一位的，许多环节都需要通融，免不了送礼，能在这种拍卖会上买几件古董带回去，送给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也许工程的事就有戏了。”
“雅贿”古已有之，严嵩、和珅以及胡雪岩都有过这样的典故，但在当代中国，“雅贿”之风却是在本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其背景就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阶段。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将上世纪90年代定义为艺术品的“礼品时代”。以书画为例，上世纪80年代起，书画的定价权掌握在画廊手中，“一流画家几十块钱一平方尺，二流画家十几块钱，三流画家几块钱。定不高也卖不贵，销量有限。买一张齐白石的画，或者象牙图章、白玉件、紫砂壶，当时也就几百块钱。”
当时艺术品定价虽然不是很高，但也高于普通家庭的日常收入。这时，艺术品就更多以“礼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礼品大众化的一个标志是“取代了挂历”，刘尚勇将艺术礼品市场大众化的起点确立为对挂历功能的取代。
“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随着消费能力提高，收藏热的兴起，艺术品市场进入了投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