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毒驾可以理赔 交强险费用将增加
日前最高法院公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向社会大众征询，以备日后修改相关规范与法律条文。其中第十七条提出包括驾驶人未取得驾照、酒驾、毒驾与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等，交强险都应当在承保限额内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原本交强险条款第九条，对于无证驾驶、酒驾与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将不给予排除，保险公司除了垫付医疗费用外，也应当给付包括死残、医疗与财损的赔偿。最高法院提出此意见后，引起了各界广泛的讨论，网络上正反评价皆有，而媒体转述业内人士的看法，也认为是优劣参半。支持者认为有助于社会安全保障，况且该意见仍有但书，保险公司可在赔付后，向被保险人求偿，以弥补额外理赔的损失；反对者则担忧鼓励犯罪，或将增加交强险保费。由此交锋看来，社会上是希望能强化交强险保障的范围，却又担心其副作用。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不能只从比较利弊得失的孰大孰小来着手，还应该以探究制度系统性的影响来分析，才可获得完整的答案。因此，首先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意见稿》实施是否会增加损失风险的矛盾？显然，酒驾、毒驾、无证驾驶都明显会增加危险发生的可能，即使非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但增加事故发生概率属于道德风险，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中的善尽管理人之责。不少反对方也认为交强险的理赔多少都能为肇事者减轻责任，尤其是在小型的事故上，更容易帮助肇事人支付赔款，从而降低守法意愿，增加社会与保险公司的风险。对于此担忧，意见稿给了但书，对于这些事故保险公司可向肇事人索回赔款，而且肇事人还可能面对刑事上的处罚。所以对驾驶人而言，并没有正面的效果去诱使其故意进行上述的操作。因此，纳入新的理赔范围，理赔概率的增加是可控制的，并不会造成加速上升的情况。
第二，《意见稿》实施是否会增加社会成本？纳入这些高道德风险的行为，即便有事后追偿的但书，但实际运作必会衍生高额的追讨成本。大型事故肇事者经常透过转移财产来逃避追偿，小额肇事人也未必爽快归还理赔金，保险公司势必需要投入额外人力追讨债务与提存相关损失，增加交强险的运作成本，而该成本却要由其他用车人来负担。可是，即使交强险不承担，该成本依然会存在，若由经济弱势的受害者承担，更增加了交通事故所带来的伤害。再者，这种无妄之灾，任谁都有可能碰上，对所有的用路人都是公平的，用车人也可能是受益者。
第三，《意见稿》实施是否会鼓励犯罪？除了上述可能增加经营风险与成本分担不公平外，反对者也担忧此政策会对社会道德观产生冲突。酒驾、吸毒与被保险人故意造发交通事故，都是明显违法行为，而政府的政策性保险居然可提供保险为其分担责任，即便是可以事后追讨，但成效令人质疑。对此疑虑，我们应当了解《意见稿》的提出主要是保护受害人，避免肇事者逃避赔偿。而且肇事者也不会因此降低民事与刑事责任，所以本次的《意见稿》依然是符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由上述讨论中可知，开放对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与故意行为的理赔，的确会增加交强险的赔付成本，但不会鼓励犯罪，也不至于造成损失概率的无法控制或违背社会正义的现象，其矛盾乃是在多出来的成本，是否应当由其他善良的用车人来负担。对此，除了交强险以外，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机制就是受害者补偿基金(以下简称“补偿基金”)的建立，此制度在先进国家行之有年，且收到不错的效果，其可对交通事故或所有事故中得不到补偿的受害人，提供基本的救助。我国也有不少的省市进行筹办与试行，对于无法得到交强险与肇事人赔偿的受害人，给予最低补偿作为帮助。补偿基金的主要财政来源还有赖政府拨款，也可以说是全体社会共同承担的机制，其与交强险都可看作是承担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与故意行为对受害者经济救助的工作。但是以商业模式为背景的交强险，经营效率要高于补偿基金，以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此任务交由交强险执行，可更加节省人力与运作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