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美国学者爆冷获经济学诺奖 机构预测无一猜中
事实上，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科学的方法。
目前经济学出现了一种范式危机，即我们看待问题的思想论、方法论、模型论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结论可能和事实真相相差越远。正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集体性的误判。
对经济危机预见的屡屡失灵和范式的不断转换表明，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强化微观基础提高其预测性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和范式危机。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理论，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难以呈现出经济世界的真实面貌，其政策导向是错误的，更不能预见危机。
而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让我们更加关注微观，关注宏观决策中常常被忽视的“个体”；更加关注系统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关注经济演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博弈论的分支是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它是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现实中，博弈论在当今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上至大国战略，中至宏观决策，下至个体投资行为，哪个不需博弈论呢。比如，以房地产市场为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超三成房价环比上涨，其实就是在政策调控初露松动信号，而很多百姓又对政府调控并不信任的情况下，一些“刚需”恐慌性蜂拥入市造成的，这就跟原先的宏观决策完全相悖离。
看看当今社会如此迷局、如此变局，2012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博弈论研究者，算是为当前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 反思
数理分析已成经济学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
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出人意料，2012年的获奖者更是如此——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2012年经济学奖得主为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此前包括罗伯特·希勒在内的四大热门人选，最终均名落孙山。
评审委员会对两位获奖者的颁奖辞为“鼓励他们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有必要承认，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面对动荡不定的全球经济，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以数理博弈为分析工具的经济研究，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但是，这依然没有跳出过于侧重数理分析的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凭借数理分析论证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从而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10年的获奖者为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其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的研究，亦是基于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工具；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其对于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在获奖前甚至不为经济学界同行所熟知；与之相比，虽然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因常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而颇具声名，但其获奖原因，仍然是基于经济效益模型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
实际上，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早在保罗·萨缪尔森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通用研究范式。
正是这种过于“窄化”和过分“量化”的经济学研究，使得经济学家日益沉迷于理论自身的推导和论证，而无视于现实经济的演变和判断。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欧美经济学界，却对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后陆续爆发的欧债危机，事前毫无预知，而只能在事后分析。虽然，罗伯特·希勒凭借《非理性繁荣》一书，曾一度被赞为“先知”，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10年前的“歪打正着”。
当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多样化的金融之下，通过更为严谨的数理分析，阐述和论证经济学理论，不仅必要、且更应倡导。但是，过于脱离现实经济的土壤，而陷入纯理论量化推导的经济学，则必然会令其逐渐失去对当下经济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经济的指导作用，更难以产生伟大的经济思想洞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领域的日趋窄化、研究方法的日趋量化，不仅让普遍民众难以真正理解，更逐渐引起经济学家自身的反思。
80年前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还曾自豪地认为，“政客大抵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在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发表了有自嘲意味的观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
□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