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1996年以来，以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价权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包括存贷款和债券等在内的金融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化，利率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强。同时，人民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控市场利率的能力逐步提高，可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也得到培育。加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优胜劣汰退出机制也正在建立过程中，这将为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当然，改革条件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备，历来人们对改革的利弊认识就不一样，另外对不同的银行组别和客户组别来说，改革带来的利弊也不一样，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和以前比起来，如果现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会相对少一些，但是热钱会相对多一些。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改革的利与弊，只有利没有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同时，改革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目前看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平息，外部环境还要再予以观察，国内也面临经济趋缓和通胀压力并存问题，所以需要有合适的时机，看能不能形成共识。
《财经》：如果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您认为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周小川：一个可选择的方案是，允许符合财务硬约束条件和符合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要求的合格金融机构，扩大自主定价权；以建立健全对竞争秩序的自律管理作为过渡，让上述机构开始实行利率自主定价。同时，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近年来，人民银行在SHIBOR培育中就自律定价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应继续完善和加强。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会实现利率市场化。
数量型政策工具有自身逻辑
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
《财经》：在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迟滞的背后，是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似嫌不足，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又偏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工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小川：首先，中国的政策思维倾向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起源于过去的集中性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供给和需求都按数量予以计划并分解下达，不注重价值规律，自然也就不重视价格工具。所以这一倾向有其历史原因，而且是始终就有的。
其次，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一些西方国家，最初是美国，后来是欧元区也采取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有过剩的流动性和强劲的资本流动，相当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一些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大，意见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采取数量紧缩政策来应对数量宽松。
再次，发达国家的规律是，如果通货膨胀上去，长期利率随之上升，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而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储蓄率过高， 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33.8%，消费过低。如果提高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各级政府有大量行政性建设投资，虽然高利率水平会提高长期投资的成本，但是在政绩的驱动下，有时不管成本高低，都要进行投资建设。此外，提高利率对储蓄率和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恐怕要在选择政策工具时予以必要的考虑。
总之，中国和发达国家各自担心的问题有些不一样之处，所以中国处理问题的政策选择还要有自己的分析。
《财经》：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要靠事后“摊销”；加上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以及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债频发，这些都可能造成通胀压力，因此需要对冲。当前的对冲措施能否中和掉通胀压力？效果如何？难点在哪里？
周小川：改革成本摊销问题是中长期的，不会集中在近期有所反应。外汇储备的增量变化如不过大，也不会在近中期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