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总的看来，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如果对冲充分，就不会导致明显的通胀。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
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如果批评声音很大，可能会导致对冲不足，通胀就难以避免。存款准备金增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会增强，一些部门和地区都会有意见，所以，对冲也是得罪人的。
假如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些工具来对冲，影响就不那么直观，可是反对者一旦明白过来，还是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影响决策。另外，使用公开市场工具对短期市场利率会有较明显的影响。总之，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做法。
《财经》： “池子”的内容是不是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作用如何？
周小川：要让货币供应量适度，很多办法都是可以想的。但是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我们的角度看，对冲方式的变化也很多，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罢了。一旦挑明，倒容易挑起争论。“池子”是一种形象化的提法，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提出来的，为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这种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都是可以探讨的。
改革需系统性配套
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当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
《财经》：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资产或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怎么理解改革的这种系统性？
周小川：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中央、国务院也一直强调这一关系。价格改革对配套要求比较高，需要创造条件并推进形成配套行动来保证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价格改革和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价格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理清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环节相互联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强调了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
从主要的配套关系看，1993年、1994年重点抓的是增值税改革和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财经》：那么，当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关系？这些改革的条件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吗？
周小川：利率和汇率改革本质上都是价格改革，意味着给金融领域的企业以自主定价权问题。一方面，银行要有自主定价权，有了定价权以后，客户也要有自主选择银行的权利和空间，这就要看是否有竞争性的环境，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个别微观主体定价可能存在偏离合理水平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竞争机制将会逐步纠偏。但如果你对定价偏差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可能想走回头路。另外，利率、汇率都是综合性的价格，其他重要领域的价格是否也市场化了？这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会有相互影响甚至冲击，当然，搞得好也会相互促进。
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要考虑税收制度的问题，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要考虑是否形成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微观主体的响应如何，包括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和能力如何，消费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如何，等等。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而是说，改革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有些领域到位了，就能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跟上来，相互促进、推动。但一开始时，你会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协调，甚至是消极效果，这就要贵在坚持。就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给了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更大的浮动区间，但一些商业银行不愿自主定价，不愿面对客户的询问，顾客如抱怨价格或贷款条件，商业银行柜台可推脱说是中央银行定的，从而对此不承担责任，这样既简单、省事，又不得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