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试点三年悲喜录
距离2014年3月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已过去近三年时间，从试点到常态化设立，越来越多的民资企业“跑步入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获批的民营银行数量达到17家，还有至少50家上市公司已经发布公告，拟进军民营银行。然而，在强势扩张的同时，民营银行这三年的市场发展与创新却略显平淡，与社会的高预期并不匹配。此外，业内人士还指出，在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把控、特色化经营等方面，民营银行还需多下功夫。
民资眼中的“香饽饽”
作为近几年金融市场上无法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民营银行自2014年有5家“首发”后，经历了2015年的短暂沉寂，2016年再次迎来“井喷”式发展。今年元旦前夕，梅州客商银行获批，至此，银监会已批准筹建17家民营银行，其中12家都是在2016年完成，武汉众邦银行、辽宁振兴银行及北京中关村银行等7家银行的批复更是集中在去年最后两个月。
在已获批的民营银行背后，是数十家民企的踊跃入局。腾讯、蚂蚁金服、用友网络、苏宁云商、银米科技(小米的全资子公司)、三快科技(美团的子公司)、三一集团、永辉超市、安徽南翔贸易集团等，都已身位民营银行的股东之列。
民企“大佬”们参与的热情还在日益高涨，银行牌照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17年的开年大会上，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首度承认将申请银行、保险牌照，并明确表示，有一天京东会申请自己的银行或者控股一个银行，为用户提供全金融的服务。
同样在新年的工作会议上，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也表示，恒大金融集团要实现参股、控股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全牌照。而早前就有传闻称，从光大银行辞职的原副行长邱火发或将任职恒大集团筹备的民营银行董事长。
跃跃欲试的还不止这几家企业。今年1月20日，万家乐发布公告，称拟在北京市通州区成立一家民营银行，暂定注册资本50亿元。去年10月，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孙陶然也透露，拉卡拉集团将筹备消费金融公司和民营银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拟在民营银行布局的还有青龙管业、益佰制药、金一文化等超过50家企业。
监管层的鼓励态度和加速放行也为民企的热情添了“一把火”。2015年6月，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正式明确了民营银行“成熟一家、设立一家”的审批政策。随后在2016年间，监管层多次重申这一标准，并以加速审批的实际行动来表明态度。
除了审批提速，民营银行的审批权限也被下放给地方银监局，同时监管层还鼓励民营银行向更多地区延伸。此前，民营银行的试点是从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的，今年1月12日，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提及，东北地区民间投资在下滑，针对这些情况，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在东北地区设立若干家民营银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力度。
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积极地将本地民营银行的设立提上日程。以山西省为例，事实上，早在2013年底，山西省政府便与各路资本有过商洽，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但最终无缘“首发”。去年12月初，刚刚正式上任的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再次提出要推动民营银行的设立。同月底，山西省出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提出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进入2017年，山西省又发文《关于推进设立民营银行工作的实施意见》，山西民营银行或可由此正式落地。
发展创新略显平淡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以大中型银行为主，大客户才是这些大银行业务的重点领域，小微企业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作为“补位者”，民营银行从诞生之初，就接过了普惠金融的大旗，填补我国大型银行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市场。
从目前已开始营业的民营银行来看，尤其是首批5家试点银行，都已渐入“角色”。去年12月初，在银监会的例行发布会上，首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行长带着各自的“成绩单”齐聚一堂。
这5家民营银行已初步形成各自的经营特色。如前海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定位为互联网银行，植入各自股东的互联网基因，探索“无网点”的轻型发展;上海华瑞银行在上海自贸区注册，以差异化“智慧银行”为目标，成为民营银行中惟一的投贷联动试点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立足本地，聚焦于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
已开业的民营银行，整体指标也基本符合监管要求。在经历了2015年的短暂亏损后，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在机构网点数量受到严格限制、业务资质不齐全的情况下，试点银行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特别是几家银行在业务模式上扬长避短、积极创新，利用互联网渠道来弥补物理网点的不足，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带动了整个银行业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
不过，民营银行至今的表现尚不能被打出高分。“希望之中问题犹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这样评价道。他认为，与社会对民营银行的高度期待相比，民营银行这两年的发展与创新略显平淡，尚未起到“鲶鱼”作用。
一方面，民营银行自身的条件还不是很充分。董希淼表示，例如民营银行的地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多家试点机构尚未形成完整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支持能力有待加强;从业务模式看，“互联网+”是多家民营银行构建商业模式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但受到监管和技术等多种因素约束，与大中型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构建生态圈并无明显差异;从客户定位看，多家民营银行积极将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但服务的具体行业和群体还有待进一步细分。此外，首批民营银行机构网点少、品牌效应弱、资金成本高，也都影响和制约民营银行的发展壮大。
外部环境也并不“友善”。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传统商业银行集体感到竞争激烈、业务不好做的时候，民营银行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曾坦言，假如在五年前获得银行牌照，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红利依然存在，业务选择几乎没有悬念。
逆势扩张下的风险隐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本身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比起创新和发展，风险控制应是民营银行放在首位的任务。虽然截至去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整体的不良率只有0.54%，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只是因为民营银行没有“历史包袱”，开业时间短，未经历完整的信贷周期，并不代表其业务风险水平低。
“从业务定位上看，民营银行普遍定位于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领域，这一领域面临的信用风险本来就较高，随着时间的充分延长，民营银行贷款不良率逐步上升并贴近行业平均水平是大概率事件。”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在2月16日召开的2017年工作会议上，天津金城银行行长吴小平也指出，当前该行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在经济下行引发的行业性金融风险中，我们未能幸免，渤钢风险的发生，警示我们必须更加绷紧风险防控之弦，不断提升审慎经营能力”。吴小平还表示，产品创新节奏亟待进一步加快，负债类产品研发亟待加强，贷款集中度偏高，资产结构优化任重道远。
而由于大部分民营银行的重要股东均为上市公司，民营资本的自利本性也被担忧会促使民营银行出现风险事件，比如银行大股东可能通过民营银行进行关联性融资、把银行当做“融资提款机”。
这一担心并无道理，银监会等部门对此也极为警惕。银监会1月5日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民营银行大股东不得干预民营银行正常经营，且要求民营银行加强关联交易管理。
在关联交易管理方面，董希淼还提出，民营银行大股东负责人如果没有金融从业经验，不建议直接出任董事长，而应让专业人士担任董事长，这既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决策水平，也有助于减少不规范的关联交易。
总体来看，初出茅庐且很多股东是“门外汉”的民营银行还将走过一段摸索期。中商产业研究院民营银行辅导咨询专家袁健认为，今年民营银行的申筹审批仍将是“风口”，民营银行需要在差异化、特色化上下足功夫。曾刚也表示，从监管的角度，应当鼓励各家民营银行根据自身禀赋和所处环境的特点，实施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要在发起设立阶段把好准入关，严格要求民营银行实施差异化定位，并明确相应的发展路径。
此外，董希淼提出，对民营银行而言，过度集中型和过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都有其缺陷。股权适度集中，即股权较为集中但集中程度又不太高，并且又有若干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是最有效率的。民营银行应朝着“最有效率”的股权结构努力。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程维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