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瓷都“去陶瓷化” 破解景德镇衰败之谜
1995年以后，景德镇一些老瓷厂开始陷入经营困境，只能靠贷款支付工人工资。
亲历者告诉记者，当时政府也试图救市，准备动用财政资金，同时动用各种金融手段，试图维持十大瓷厂的经营，缓解就业危机，但最终也没能阻止景德镇陶瓷业的衰落。
于是，一阵“学（四川）绵阳”的改制风潮开始席卷“千年瓷都”，十大瓷厂被政府以“划小核算单位、实行风险承包”的方式实施关停、改制。
老瓷厂负责人及老职工告诉记者，“十大瓷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死亡的”，十多万工人因此失业，社会矛盾也随之被激化出来。
事实上，在1995年以后，全国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举国的改革动因只为激活国有企业、市场经济，景德镇国有瓷厂在这次改革大潮当中沉沦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严重的债务危机。
姚明卫告诉记者，当时关停、改制景德镇老瓷厂导致大约6万职工处于失业状态，倘若要维持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营，每家企业的最低费用大约在5000万元以上，政府当时的财力根本无法负荷。
据记者了解，当时负债较少的红旗瓷厂债务也达到4000多万元，为民瓷厂、人民瓷厂等还要高得多。
由于投入与产出倒挂，景德镇为民瓷厂于1995年正式停产，3000多职工开始自谋生路。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仅是职工安置费用，景德镇当时就需要拿出10亿元。景德镇瓷局副局长刘子力证实，当时仅职工安置费用就多达12亿元；至于“十大瓷厂”究竟欠了多少债，刘子力保守估计“不超过10亿元”。
这些企业的债务最后都落到景德镇市政府身上。景德镇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说，“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及其后的社保、医保等诸多费用，政府至少要背负70亿元包袱。”
巨大的财政负担将景德镇经济拖入深渊。在“十大瓷厂”倒闭之后，景德镇历届政府都试图走出瓷都消逝的阴影，但都没有成功。
景德镇也曾经尝试走“大陶瓷”之路。比如，从佛山、上海等地引进各类陶瓷企业，发展高科技瓷、高档艺术瓷、日用瓷及建筑卫生瓷等品类，以丰富陶瓷产业结构，但受信息闭塞、设备及技术滞后等因素影响，景德镇的陶瓷工业终未走出衰落的泥潭。
彼时，在南方的一些瓷工业城市却出现了与景德镇困境相反的景象，因得天时、地利之便，广东的潮州、佛山等地在景德镇的沉沦中快速崛起。2004年，潮州夺走了“中国瓷都”称号，这给了景德镇这个“千年瓷都”一记闷棍。
此后，景德镇陶瓷产业有所起色，2011年产值达到192.7亿元的历史峰值；但与潮州、佛山等地500亿元、700亿元的陶瓷工业产值相比，景德镇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刘子力表示，景德镇陶瓷工业没有起色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抵消力量过于强大”，这种“抵消的力量”既包括顽固的守旧观念、沉重的“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以及捉襟见肘的财力等内在原因，也包括潮州、佛山等地陶瓷业后来居上的外部压力。
“去陶瓷化”后的转型之困
“自身造血功能还不强，转型内生动力不足”成为阻碍景德镇城市转型的一个现实难题。这种说法得到来自江西省政府层面的认同。
据记者了解，2006年前后，景德镇出现了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转型办，该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整合各方力量，以产业转型推动城市整体转型。
不过，因为地方财力有限，转型成效并不明显。景德镇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些年景德镇出现了焦化总厂、昌河汽车以及乐平的精细化工等产值较高的企业，但这属于“自然性发展”的企业，政府并没有进行产业引导。
“政府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钱用于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知情人士透露，为民瓷厂、红旗瓷厂等之前欠下的债务也依然“挂在账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解决。
“自身造血功能还不强，转型内生动力不足”成为阻碍景德镇城市转型的一个现实难题。这种说法得到来自江西省政府层面的认同。
此外，景德镇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除资金问题之外，景德镇的产业转型还面临着深层次的、短期之内难以解决的难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治理的压力，景德镇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正在吸引广东、福建等地限制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建陶企业进驻本地。在原有生态环境未能恢复的情况下，景德镇的环境治理压力巨大。
记者在建国瓷厂、人民瓷厂等企业调查时发现，在装饰一新的创意产业基地背后，一些经营者租赁的厂房、生产场地泥浆四溢，繁忙的车间也被飞扬的粉尘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这样的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当地的招商引资。这里有一个例证，海畅陶瓷的负责人陈立恒在景德镇投资之前，正是因为景德镇当时的“全省倒数第一”的环境，一度拒绝了当时景德镇的盛情邀请；在景德镇下决心拆除数以百计的直排式烟囱及高耗能的窑炉，并对环境进行整治之后，陈立恒投资2亿元的工厂才在景德镇落地。
在景德镇陶瓷业人士看来，景德镇除面临上述难题之外，还面临着新的危机——优质陶土资源枯竭。正在雕塑瓷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他手里的瓷土现在要7元1根（20公斤），前两年是5元。据称，品质稍好些的瓷土每吨涨到了2000元以上，而且还是“一泥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