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良：银行不会再掀“信贷狂潮”
财新记者：货币政策会不会重新走向宽松？该如何评估这种宽松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
蒋超良：今年是全球大选年，许多国家都存在增长放缓的问题，也有过渡和观望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宽松是一个趋势。之前我国央行采取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就是一种信号，旨在应对外汇占款下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由于外汇占款的疲弱已经成为基本态势，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也是正常趋势。去年11月30日，央行宣布了本轮第一次降存准，去年10月、11月外汇占款连续两个月减少。去年12月，外汇占款继续减少约1000亿元。今年1月，外汇占款回升了1000多亿元，但2月份新增外汇占款仅250亿元，2月18日，央行第二次调降了存准率。降准是需要的，因为未来外汇占款规模仍可能非常小，公开市场到期量也会下滑。为保持市场上合理或者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央行需通过降准增加货币乘数，保证货币供应平稳增长。
财新记者：经济下行压力也造成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银行甚至出现阶段性的放贷难，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今年的信贷投放目标是否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呢？
蒋超良：事实上，实体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还是很不错的。城镇化、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的落实，小城镇建设，都需要大量投入。
今年信贷投放的规模和节奏较为合理，银行的行为也比较理性，央行的控制也不可能大幅度放松。但央行近期的一系列操作说明，货币政策会考虑让企业和社会的融资价格有所下降，降低融资成本。
强化风险管控
“个别地方的民间借贷涉及链条很长，我们担心相关风险可能转移到银行体系”
财新记者：去年以来，一系列由民间高息借贷引发的案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而民间借贷危机向银行体系的蔓延，也对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和风险控制形成了挑战。不久前农行启动了民间借贷专项治理，能否介绍一下这次专项治理的背景和进展？
蒋超良：前一段时间资金面比较紧张，民间借贷再度活跃，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其中一些借贷行为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据我们了解，个别地方的民间借贷，链条长，范围广，影响面大，我们担心相关的风险可能转移到银行体系。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对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我们在全行搞了一次专项治理，主要是为了应对民间高息借贷可能给银行带来的风险。
我们要求做好贷后管理，对贷款的用途和流向进行严格监控，走款必须清晰、合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农行的情况还好，没有出现银行资金卷入民间借贷的问题。
财新记者：对银行盈利和收费的争论，导致不少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经营方向和路径产生了困惑，你认为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才是合理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指标去衡量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
蒋超良：治理不规范收费是个很好的政策。目前我们也在主动调整，今年已经减少了60多项收费项目，还降低了一些项目的收费标准。
中间业务不消耗资本，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对中间业务收入的追求不应该脱离中国的国情。我个人认为，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在追求中间业务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一个重要依据是向发达国家银行业看齐，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国融资文化的特点。
在欧美国家，实体经济所需资金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个人消费主要靠贷款，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自然较多，他们的私人银行也很发达。而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如不少亚洲国家，其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就较低。间接融资占比高的国家，银行盈利来源主要靠息差。在不少亚洲国家，本土的监管和投资者不会抱怨他们的中间业务占比过低。
相比之下，我们则显得有些教条。中国的国情是，90%的实体经济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而个人消费也不习惯于贷款，目前除买房外，其他领域的消费贷款在国内并不普及。所以，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肯定要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同业的水平。
因此，商业银行制定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必须结合国情，结合行情，结合经济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才能避免在导向上产生偏差，才能避免经营和服务同质化，才能规范自身经营行为，才能真正因地制宜开展业务经营，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渐进式调整
“我们也在做利率市场化研究，目前已经有几套方案。根据不同的情景假设，做不同的应对”
财新记者：不少银行都在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目标和考核体系，农行是否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哪些主要的调整？
蒋超良：我们的确在调整。但具体的方案和新指标还在研究，上半年的数据出来后，再做些深度分析，然后对下半年的经营目标和考评体系作相应的调整。
财新记者：各界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明年年初资本新规实施后，是否会对农行的资本管理带来压力，是否需要进行股本融资？
蒋超良：资本新规实施后，启用内部评级法，我们的资本充足率还会有所上升，比原来的资本消耗会更低一些，加上信贷结构的持续改善，如零售、小微等轻资本消耗的业务占比的增加，都会降低资本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