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良：银行不会再掀“信贷狂潮”
财新记者：“两会”之后，利率市场化改革似有加速迹象。据了解，央行也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近期的不对称降息，就被业界视为一种利率市场化的探索。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进程比较合适，农行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研究和部署？
蒋超良：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毋庸置疑，但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银行的价格管理能力、中小银行的承受和适应能力，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也在做相应的研究，目前已经有几套方案。根据不同的情景假设，做不同的应对，比如部分放开影响几何，彻底放开，银行要如何应对等。
我的判断是，利率市场化会逐步加快，但是不会骤然放开。因为一旦放开，存款成本必然会攀升，贷款的定价也会水涨船高，在企业有效需求承压的情况下，这无疑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
财新记者：现在各界都比较关注，经济下行压力是否已经转化为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够经得起经济周期调整的考验。你怎么看？
蒋超良：我认为经受得住，资产质量应该能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上次公布业绩的时候，有投资者认为我们的拨备太过奢侈，拨备覆盖率超过260%，但这也增加了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半年报很快会公布，我们的资产质量到底如何，要用数据说话。
挑战与新政
“农行的挑战，不是业务竞争的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财新记者：你回归农行已有半年多，不知能否介绍一下新政的主要内容？
蒋超良：我回农行之后，首先强调的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对农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一以贯之。即把农行建设成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服务多元”的一流商业银行。我们将依据这个总的战略，编制未来三至五年的发展规划，以更好地推动农行的改革发展和管理。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农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下一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蒋超良：农行的挑战很多。复杂的经济形势、激烈的市场竞争、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等，实际上都是挑战。比如，同样一笔贷款，现在的做法与过去截然不同。现在放贷，要受资本约束，要符合公司治理机制，要考虑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问题，每笔业务中都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灌输和体现。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应对的挑战。
但我觉得，我们农行面临的主要挑战，还不是业务竞争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农行的网点、人员都是同业中最多的，农行员工的专业、年龄、学历结构与同业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很大的挑战。因此，对我而言，首先还是带队伍，队伍管不好，恐怕也难言其他。
财新记者：此轮银行业改革是由上至下的，很多改革的成果还未能在分支机构得到充分的传导和体现，如农行的基础管理还相对薄弱，下一步你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农行的基础管理水平？
蒋超良：的确如此，主要是上下如何实现战略对接，保证战略传导。股改之后，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在总行层面，在总行的管理团队中，可以说已逐步深入，并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得到了贯彻。问题的关键是，分支机构和基层行如何实现对接。
其实，这是所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面临的问题。农行的股份制改造是2009年完成的，比其他几家国有银行晚了几年，改革成果的渗透和体现，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已认识到并开始行动，要按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实现对基层分支机构的再造，完善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应调整激励、约束机制，并加强对基层员工的培训。
“三农”求突破
“H股投资者对农行的认可度高于A股，就是因为全球的投资者知道农业的潜力巨大”
财新记者：农行必须面向“三农”，已经是农行无法回避的战略选择，你怎么看在现实操作中，分支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蒋超良：统一认识才能统一行动，继而变成自觉的行为。“三农”问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农业不稳，经济也不稳。服务“三农”是农行的传统，也是战略所在，竞争优势所在。
上市时，H股投资者对农行的认可度高于A股投资者，就是因为全球的投资者知道农业的潜力巨大。即使金融危机时期，人们对农业和农产品的需求也是刚性的。所以服务“三农”大有可为。事实上，归因于农行在县域地区的资金成本优势和良好的贷款服务能力，目前在农行的各项业务中，“三农”业务的贡献度在不断上升。
服务“三农”关键是要解决好高成本、高风险和商业可持续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三农”就搞不好。上市银行，ROA（资产回报率）、ROE（净资产收益率）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可持续。一个做法就是立足国情，立足现状，从整体上找出一条有效服务“三农”的新的模式和机制，实现对服务“三农”的新突破，而不是靠某项产品或业务的单兵突进。
财新记者：你所说的“三农”新模式和机制，比如“三农”金融事业部，目前运营情况怎样？
蒋超良：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对“三农”业务进行单独核算。把上面提到的问题，嵌入事业部，通过相应的探索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