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推动国企改革就是推动转变增长方式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我个人非常重视这些争辩，并努力寻找这方面的系统的、有力的证据，但是很遗憾，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21世纪》：过去几年国有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张文魁：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的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我对一些国有企业过去在自主创新方面的进步感到振奋，这方面的成绩一点也不能否认。但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是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和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而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
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地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
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就是推动转变增长方式
要顺利转入内生增长，必须更加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效率提升竞赛，而不是政商联接和资源投入竞赛
《21世纪》：国企改革有何好处？
张文魁：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通过国企改革，让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缩减效率低的国有部门规模，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非常有利于一直讲的转变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