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推动国企改革就是推动转变增长方式
依靠这么多的投资和大量的资源消耗、资源投入来维持高经济增长，发展是根本没法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当中，由于国有部门的强势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使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各种商业机会，政府隐含的担保和救出（bail-out）也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较多资源，使资源配置扭曲、竞争无法平等。
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状况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必须对国有部门进行根本性改革，并以此为契机推进整个企业领域、财政领域、金融领域、政府领域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我相信中国经济能够以较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来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并有利于使经济结构获得再平衡，这就有利于中央一直强调的“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
当然，我们对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该肯定的成绩都肯定。很多国企开展公司制改革，进行大规模重组，日益重视研发，市场表现的确有所改善。
《21世纪》：既然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市场表现有所改善，那么当前如何寻找改革动力？因为老百姓很难像学者那样通过“识别”隐忧来呼吁改革。
张文魁；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发展阶段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已经使国有部门的低效、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平等竞争环境的妨害成为一个越发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隐患。
客观地讲，国有企业加上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还是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为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产业技术的采用、对产业组织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贝、模仿和引进，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的可靠“平台”，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充当这样的平台。现在许多地方积极引进央企，其实是在通过引平台来抢资源。
但是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我称之为内生增长阶段，这是借用增长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当中的词汇。如果不能顺利地从追赶式增长转入内生增长，发展就有可能停止，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顺利转入内生增长，必须更加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效率提升竞赛，而不是政商联接和资源投入竞赛，此时国有企业在过去的优势就会丧失并成为阻碍。因此，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其实就是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
《21世纪》：既然非改不可，那国企改革如何寻找方案？
张文魁：我国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成败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哪些是行得通的，怎么改是不行的，基本上不需要从别的国家找经验，当然如果别国有正确的经验方法可以吸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国企改革，像中国这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反复之多和试错之频。我们自己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